论五六十年代的别、车、杜热1

论五六十年代的别、车、杜热 1

杨 伟 2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052400）

【摘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学界掀起了别、车、杜热，出现大量关于别、车、杜的著作和论文。学界对别、车、杜的研究存在翻译多、原创性研究不够深入等问题。之所以会产生别、车、杜热，这与苏联文学理论的影响、我国的社会现实、马列文论家的认可，以及他们在我国有能够被解释的空间有关。别、车、杜热能够加强对艺术自身规律的重视，以及促进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建设。

【关键词】别林斯基 车尔尼雪夫斯基 杜勃罗留波夫 周扬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别、车、杜（即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简称）在我国经历了由“五四”时期的引入，五六十年代成为我国文坛上极为响亮的名字，至新时期以来被冷落的过程。别、车、杜虽然不是经典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家，但是经过马恩列斯等革命导师，以及周扬等人的推崇，在我国一度成为“准马列”的文论家。值得注意的是，五六十年代别、车、杜在我国文坛上受到高度重视，在学界成为引经据典的权威。这可以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来研究，探究五六十年代的“别、车、杜热”是什么，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别、车、杜的历史价值怎样衡量，以及他们的文艺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关系如何，等等。

（一）

五六十年代，学界出现大量关于别、车、杜的著作和论文。关于他们的著作，我们可以分别来谈。关于别林斯基的著作有如下几种。1952—1953年，时代出版社出版《别林斯基选集》（满涛译）（第一、二卷）。此书于1958、195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出版，又于1963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58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别林斯基论文学》（梁真译）。此外，还有戈洛文钦柯《别林斯基》、陈之骅《别林斯基》、依列里兹基《别林斯基的历史观点》、波兹纳斯基《伟大的思想家柏林斯基论教育》等著作。

除了专著，学界还有关于别林斯基的研究论文。首先，关于别林斯基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章，如刘宁《别林斯基的美学观点》、满涛《关于别林斯基思想的一点理解》、方隼《别林斯基断片》等文。其次，关于别林斯基的纪念文章，如罗荪《探索真理的伟大战士—别林斯基—纪念别林斯基诞生一百五十周年》等文。最后，还涉及别林斯基其他方面的研究文章，如《影片“别林斯基”里的人物(莱蒙托夫、赫尔岑、史迁普金、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文。其中，别林斯基的文艺理论是主要研究内容，介绍其革命民主主义美学观，包括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文学的民族性、典型理论等内容。

五六十年代，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翻译研究更是如火如荼。如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生活与美学》（周扬译）；1958—1959年三联书店出版《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周扬、缪灵珠、辛未艾、季谦等合译）；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美学论文选》（缪灵珠译）；196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中下卷）（辛未艾译），等等。再有，普罗特金《俄国天才的学者和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车尔尼雪夫斯基评传》、周新译《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季谦译《资本和劳动》、谢尔宾纳和曹庸等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和他的小说“怎么办”》、蒋路译《怎么办？》等著作。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学界还有相关翻译文章，如缪灵珠译《论崇高与滑稽》、吕荧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罗自强译《俄国文学的果戈理时代底面貌》、文桔译《艺术性的几个基本条件》、佛里林德《论车尔尼雪夫斯基》、波·尼古莱耶夫《车尔尼雪夫斯基论作家的技巧》等文。

除此之外，当时学界还有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研究论文。一是，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研究。如1957年周扬将他1942年所写的《唯物主义的美学—介绍车尔尼舍夫斯基的美学》修改后，重新以《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美学》为名发表；朱光潜《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思想》；汝信《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黑格尔艺术哲学的批判》；施昌东《论“美是生活”》；等等。二是，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的研究，如程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等文。这些研究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基础是费尔巴哈的哲学体系，分析车氏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论述“美是生活”，肯定他对生活的重视，也指出其美学思想中的矛盾之处，如缺乏辩证法，无法达到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阶段等问题。

同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学界关于杜勃罗留波夫的著作，也多呈现为翻译研究。如辛未艾《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一卷）于1954年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二卷于1959年出版；195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一卷，1959年出版第二卷，1962再版第一卷。另外还有约夫楚克著、杨白桦译的《杜勃罗留波夫研究》《杜勃罗留波夫底哲学和社会政治观》等著作。然而，相对于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学界关于杜勃罗留波夫的研究论文就比较少了。在此方面，有辛未艾《

略论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观—纪念伟大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逝世一百周年》、陈洛、谷鹰《评“杜勃罗留波夫研究”中译本》等文。其中主要观点为：杜勃罗留波夫写作目标是推翻沙皇政权，解放农奴，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他提出艺术是对现实的反映，强调艺术的社会意义，要求艺术家要描写生活的真实等内容。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教材也引用别、车、杜的观点。1961年—1965年，周扬主持高校文科统编教材，进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探索。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蔡仪的《文学概论》便是其中的项目。这两本书中，别、车、杜的引用率就很高。例如，“有人就曾经对以群的《文学基本原理》做过引用率的调查。这部在六十年代曾被普遍采用的‘统编教材’，引用最多的是马克思（五十次），恩格斯（四十九次）和列宁（四十八次），然后就是别林斯基（二十四次）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十次），杜勃罗留波夫也有六次。”另外，蔡仪的《文学概论》也格外重视别、车、杜，引用马、恩、列、别、车、杜的观点分别为31次、23次、31次、10次、2次、1次。相比较以群本来说，蔡仪本教材引用别、车、杜的内容少一些，并且较多引用别林斯基的观点。由此可见，两本教材都体现了对别林斯基的重视，也都引用其关于典型、形象的观点，但是具体引用内容并不一样。另外，两本教材都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贯彻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注重‘集体写作’的年代，这本教材的基本立论以及引文的倾向，与其说是作者个人的意向，不如说是代表了时代的主流观点。” ³

此外，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也介绍了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思想和批评理论。该书分上下卷，其中下卷论述包括康德、歌德、席勒、黑格尔、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克罗齐等在内的十多个理论家。在该书中，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得到了与其他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一起论述的地位，并且涉及别林斯基的内容达三十九页，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内容有三十七页，可见对他们的重视。

（二）

五六十年代，虽然学界关于别、车、杜的著作和论文很多，但是相关研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关于别、车、杜的翻译多、研究少。也就是，当时学界关于别、车、杜的著作和论文主要是翻译研究，包括别、车、杜的文学理论、传记、历史、教育，以及小说等方面的翻译。其中，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翻译研究更多一些。即便是一些关于别、车、杜的研究性专著，也多是翻译的。这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促学界对别、车、杜的翻译，奠定对他们的接受，但也会造成研究的薄弱问题。

其次，相关别、车、杜的研究缺乏原创性深度。一些关于别、车、杜的研究成果，与相关翻译成果相比，数量上不多。从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其广度也不够，主要集中于周扬、朱光潜、缪朗山等知名学者的研究。进一步而言，当时学界对别、车、杜的研究多是引用其观点，较少深入研究。我们可以以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的《文学概论》为例来谈。具体而言，以群本教材主要引用别林斯基的“三段论”、形象思维、典型、理想的和现实的诗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的生活的教科书”；杜勃罗留波夫的人民性、作者的艺术处理和艺术描绘、文学的真实性、作品的社会意义等观点。蔡仪本教材主要引用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再现现实、艺术说明生活和“心灵的辩证法”；别林斯基艺术是现实的复制、“三分法”、形象、典型、叙事文学的客观性；杜勃罗留波夫典型等观点。当时学界不能够对他们进行深入地研究。因此，五六十年代我国学界对别、车、杜缺乏原创性研究，研究的广度、深度都不够。

最后，关于别、车、杜的翻译著作和论文，多是选译本或单行本，并不是完整的翻译本。例如，《别林斯基选集》在五六十年代只有第一、二卷，六卷本的《别林斯基选集》于七十年代末才出版。再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下卷)在八十年代初出版。还有，《杜勃罗留波夫文学论文选》于一九八四年出版。

五六十年代，我国学界非常青睐别、车、杜的文艺理论。但是，学界对别、车、杜的研究也往往从翻译层面进行，多是对他们的理论观点进行引用，而缺乏深度的研究。这也成为“别、车、杜热”的一种遗憾。但是，我们并不能否定这一现象。

（三）

五六十年代，别、车、杜能够成为我国学界的研究热点，有如下几方面的原

因。

一是，苏联文学理论的影响。五十年代初我国提倡全面向苏联学习。在文艺理论界，也是如此。当时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等著作在我国影响很大。例如，《文艺学引论》是毕达可夫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稿，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当时听课的学员多是来自全国各高等学校的老师，他们将听课的稿子邮寄回单位，作为学生上课讲义。这些著作在我国高校普遍采用，培养了文艺理论与批评人才。别、车、杜也出现于这些著作中，他们关于人民性、民族性、典型等理论也在这些著作中得以论述。因此，我国学界对别、车、杜的引入，受到我国学界向苏联学习的影响，并带有了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子，“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别、车、杜热’，不过是苏联文学思潮的‘中国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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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从我国社会实际出发，学界需要别、车、杜的文艺理论。别、车、杜是俄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美学家、革命民主主义者，反对黑暗的沙皇统治、农奴制度，并将文学作为社会运动的工具，强调文学的现实意义。也因此，他们的文学理论具有强烈的革命性。而这恰逢我国时代所需。当时我国文艺界的运动一波又一波，恰恰需要有革命性的、斗争性的文学理论。因此，从我国社会现实出发，当时学界翻译大量的别、车、杜的著作，并运用他们的观点。例如，刘宁在《别林斯基的美学观点》中，论述别林斯基的革命美学观，强调其美学思想中的革命性与斗争性，并由此批判了修正主义。

三是，别、车、杜得到马列文论家的认可。马恩列对别、车、杜的评价就很高。周扬曾指出，“同时代的马克思对于这位俄国的大思想家也极为倾倒，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劳作是俄罗斯的名誉。”⁵列宁认为别林斯基是俄国“解放运动中平民知识分子完全取代贵族的先驱”⁶。恩格斯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这样的两个作家、两个社会主义的莱辛的国家，有着伟大的前途。”⁷既然马列文论家对别、车、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那么进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探索时，学界自然很信赖别、车、杜，他们的观点可以被放心地使用。

四是，别、车、杜的文艺理论有能够被解释的空间。一方面，五六十年代，学界展开过多次关于典型、形象思维、“两结合”等理论的讨论。例如，别林斯基的“熟悉的陌生人”、“诗歌要寓于形象的思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以及杜勃罗留波夫的“人民性”等，在当时被多次运用和阐释。周扬在五六十年代就多次论述典型、形象思维、人民性等理论。另一方面，我国文艺界进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建设，需要别、车、杜的文艺理论。也就是，学界往往运用别、车、杜的观点来谈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例如，在人民性理论方面，学界主要介绍杜波罗留波夫的人民性观点，并以马恩列关于阶级的理论对此进行分析。

（四）

反观五六十年代的别、车、杜热时，我们既看到了它的问题，又应该肯定它的历史价值。别、车、杜文艺理论对现实主义的遵循，对美感、形象思维、典型、人民性等理论的探讨，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对我国学界重视外部研究而言，是一种有益补充，能够加强学界对艺术自身规律的重视。

在这里，我们可以以周扬为例来谈。周扬从三十年代就开始译别、车、杜的文学论文。例如他于1935年翻译《论自然派》⁸、《批评家杜勃洛柳蒲夫》⁹等文章。除翻译之外，他还研究别、车、杜的文艺思想。例如，他的《艺术与人生—车尔芮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之美学的关系>》¹⁰、《唯物主义的美学—介绍车尔尼舍夫斯基的美学》，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进行比较完整的研究。周扬借用别、车、杜美学思想的某些理论概念。其中所借用的最重要的理论概念是：“美是生活”“典型”“人民性”与“形象思维”。例如，周扬接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的观点，指出文学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第一条应该知道生活，了解生活，以便在文艺中把它真实的描写出来。”¹¹在他这里，“生活”与政治紧密结合，“正确地表现政策和真实地描写生活两者必须完全统一起来。”¹²另外，他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判断生活出发，强调“文学工具论”。还有，周扬对典型的论述强调普遍性与个性的统一，典型的个性的社会意义，并赋予典型以阶级属性。五六十年代，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他依然在借用别、车、杜的文艺理论。周扬对别、车、杜进行接受研究时，谈文学的真实性、现实主义、形象思维等理论，对当时重意识形态的学界环境而言，是一种有益补充。然而，他也强调阶级性，从而成为其研究的局限。比如，在人民性方面，周扬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指出人民性不是阶级概念，但是得做阶级分析。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集领导者和文学家为一身的周扬，既要贯彻文艺政策，又要进行文艺理论的思考的复杂性。

更重要地是，别、车、杜热能够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建设。别、车、杜的文艺理论契合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一度成为我国的“准马列”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别、车、杜的文艺理论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种补充。尤其是，别、车、杜的“现实主义”“典型”“民族性”“人民性”等理论，是当时文学的主要创作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问题。五六十年代，我国学界进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探索，包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贯彻，以及一些如进行高校文科统编教材编写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就在“文科统编教材”方面，周扬主持了此项任务，试图产生一批具有马列主义的教材。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学界需要别、车、杜的文艺理论，将他们的文艺理论运用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建设中，并以其此来深入思考、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例如，周扬研究别、车、杜，便是借用他们的某些理论概念，以建构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框架。更重要地是，别、车、杜的文学理论，对当时学界以马列主义的阶级性阐释典型、人民性等理论而言，能够起到对理论本身重视的作用。

作者简介及联系方式：

杨伟，河北石家庄人，女，1986年出生，现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现当代文学思潮、史料研究。

1本文得到了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十七年’文学中别、车、杜现象研究”（项目编号：HB19ZW005）的资助。

2杨伟，河北石家庄人，女，1986年出生，现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现当代文学思潮、史料研究。

3 温儒敏：《当代文学思潮中的“别、车、杜现象”》，《读书》2003年第11期。

4温儒敏：《当代文学思潮中的“别、车、杜现象”》，《读书》2003年第11期。

5周扬：《周扬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3页。

6列宁：列宁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8 页。

7里夫希茨编，曹葆华译：《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415页。

8白林斯基著，周扬译：《论自然派》，《译文》1935年第2期。

9治唐诺夫著，克夫译：《批评家杜勃洛柳蒲夫》，《译文》1936年第2期。

10周扬：《艺术与人生—车尔芮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之美学的关系>》，《希望》1937年第1期。

11周扬：《周扬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6页。

12同上，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