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张载理学思想中，含有丰富的生态伦理观，包括“太和”之道、“天人合一”、“乾父坤母”、“民胞物与”等著名命题。张载的生态伦理观与社会伦理观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乃至一致性，而这二者又都是以张载的天道论或宇宙论哲学为基础的。以天道论或宇宙论哲学为基础的张载生态伦理观，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太和”之道、“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的原理；其二，“乾父坤母”、“民胞物与”：人与自然和谐的根源和准则。张载人与自然和谐观对于今天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型关系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简介：孔子论乐本于情性，强调情感的安顿，侧重于个体的生命关怀与真实情感。在孔子的音乐世界中，音乐情感实包括艺术情感、道德情感和自由情感等三重境域，其所谓的“成于乐”，既体现为道德情感的“实有诸己”，又呈现为一成己、成物生生转化的“自由的自我”的实现历程，即由艺术情感、道德情感向自由情感的逐层升进。

简介：我国现行法律对于滞纳金的概念及法律性质等具体问题均未予以明确规定，由于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澄清，以致不管是立法上还是实践中，滞纳金均存在混乱、争议以及矛盾的状况。本文拟从滞纳金内涵的追溯以及现有学术研究成果的梳理及剖析入手，对滞纳金的法律性质作进一步的探讨。

简介：牟宗三先生提出的以道德形上学为圆教解决德福一致的命题，不少学者认为这仅是赋予存在以道德意义，主观上的解决等于没有解决。本文完整地分析了道德形上学的各个要素，认为该理论有自身的逻辑推衍，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要，立足于精英式的实践与体证，对圆善问题有着独到的解决方式。

简介：廖名春著，中国财富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楚简《周易》研究”成果。全书约38.5万字，362页，为作者近年来发表的有关《周易》经传与蝗学史研究27篇论文的合集，

简介：晚清经学有今古文学之争，而今古文家都将此学术现象追溯至两汉，以为两汉经学亦然。但返观两汉，则其时虽有王官学与民间学之辩，却无廖平《今古学宗旨不同表》所罗列的那种壁垒森严的对立。文章从廖平表中选出四例，即今文与古文、《王制》与《周礼》、孔学与史学、义理与考据等，证明以今文和古文不能概括经学之争，而王官学并未必以经学为孔学，民间学也不以史学看待经学；且二派都既重义理，也重考据，二者不偏颇；又《王制》之大法未行于汉代，新莽乃以《周礼》改制。凡此证明经今古文学之争是晚清所特有的经学形态，与两汉事实不大相符，如再以今古文学的对立思维来研究经学，显然不甚妥当。

简介：关学，是由北宋理学家张载（1020—1077年，字子厚，学者称横渠先生）创建、于明清发生学派分化并向近代转型的关中地域理学形态。作为地域理学的关学，尤其是张载之学，其影响又是跨越地域的。从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所设专章①算起，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在张载关学学说和关学史研究领域积累了丰硕的成果。但该领域仍存在着不少有待澄清的疑难问题，其中也包括“关学”概念的意涵问题。概念的理解和运用，尤其是基本概念或核心概念的理解和运用，在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工具或方法意义。本文提出，“关学”是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学术史概念，其结构特征表现为“时间”、“空间”、“学传”三重维度。由这三重维度构成的“关学”概念，将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诠释模式。

简介：《周易》明德慎罚的刑罚观，止讼、息讼的狱讼观，都是周人的政治理性的清晰表达。它说明了周人崇尚德治，以明察为前提去折狱用刑，其目的不是止于威，而是止于义。这种道德与文明使得刑罚与狱讼具有了教化功能，它化消极为积极，化纷争为和谐，化不断应对动态事件为稳定的长治久安。周人长期实践而凝定出的理念也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大观念，在悠久的文化发展史中发生着深刻影响。

简介：王安石的人性论是不断发展演变的，其发展演变过程可以熙宁年为界分成二个阶段。在熙宁前，安石人性论可分为三种情况：一为性善说，二为性善恶混说，三为性不可善恶言说。在熙宁元丰间，安石人性论表现为性善恶混说，此为其人性论的最后归向。安石于熙宁间最终选择了性善恶混说，于退居江宁后的元丰间继续坚持性善恶混说，说明他在熙宁元丰间的人性论认识趋于稳定，此亦为其人性论认识的成熟表现。安石人性论既开宋儒言性之风，给理学与心学以影响，且为熙宁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简介：“慎独”之说，出于《中庸》，其首章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在《中庸》篇中，子思用心于“诚”，然而“诚”的基础则在于“慎独”二字。何以言之？《中庸》首篇论“性”、“道”、“教”一以贯之，这是从本体立论，随后即以“道”之不可须臾离而引出“慎独”之说，以慎独为“修道”的工夫。因而首章经络分明：本体（道）、工夫（慎独）并举。

简介：摘要：夏含夷先生以《左传》占筮实例论证传统“之卦”说法不可靠，认为传统“某卦之某卦”的“之卦”说法并不是指变卦，而仅仅是指定某一卦某一爻的方式；那么又是以什么方法来指定某一卦的某一爻的呢？夏先生以《左传》等占筮实例中存在连续两次或多次贞筮的情形进行推测，以为其可能正反映了得到“某卦之某卦”的整个过程：前一次贞筮得卦，后一次贞簸得爻。夏先生的这些观点虽然新颖，但却是靠不住的。如果夏先生关于之卦的说法是正确的，则占断时只会用到主卦而不会用到之卦，可实际上《左传》占筮实例中不仅用到了之卦的卦象，也用到了之卦的爻辞，说明变卦是实际存在的，“之卦”并不仅仅是指定某一卦某一爻的用语。而且《左传》等占筮实例中，虽然的确存在连续两次或多次贞筮的情形，但它们绝不是前一次贞筮得卦，后一次贞筮得爻的情形，而是各自相对独立的一次完整贞筮过程；包山简或葛陵简等出土文献同时得出两个筮数易卦的筮例，也不可能支持夏先生前一次得卦，后一次得爻的观点。夏先生的解释明显存在误读。

简介：本文从篇数及其学派归属、成书时代及作者、校勘注释、词汇、思想等几个方面对《晏子春秋》进行综述，通过这一综述，我们发现以往的研究中所取得成绩固然很多，但问题也不少。由于新出土材料的不断面世，以此为契机，我们今后的研究方向也应发生相应的变化，我们认为今后应着重从《晏子春秋》和《左传》等书思想方面的比较、晏婴和《晏子春秋》思想的区分、《晏子春秋》和稷下学派的比较、《晏子春秋》和出土文献、《晏子春秋》在整个先秦思想史中的地位、《晏子春秋》中的论辩术等几个方面作出突破。

简介：本文通过分析施特劳斯对封闭社会与普遍社会的理解，阐明了他对现代性危机的诊断：现代性思想抛弃理性与自然正确，故不再认识到自由民主在现当代的合理性、正当性与普遍性；从而，当国家的强大有力成为衡量的最高甚至唯一标准，当民族神话或习传性道德粉饰下的专制暂时“辉煌”，人们很容易在看似危急之时抛弃自由而拥抱专制。本文表明施特劳斯回归古典政治哲学不是要照搬美德政制，而是欲借助古典政治哲学来恢复对政治事物的常识性理解，从而真正理解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并将古典之原则间接曲折地运用于自由民主；其意图是为自由民主提供健康、坚实的道德和智识之根基。本文反驳了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倾向的对施特劳斯思想的曲解和误用：以之为根据来反对自由、平等、人权的普世性。本文也揭示了施特劳斯所理解的文明之内涵以及政治自由在其中的重要意义。

简介：学界长期以中体西用、中西会通等体用之分对中西对话进行定位，除此“逻辑”视角外还应关注历史发展之维度。以佛学入华引发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为镜，现今中西交流亦要走过格义比附、潜隐外化、互镜创新三个历史时段。不同文化传统相遇之初，格义比附在所难免，但随着对外来文化本义之真正理解及进而引发的推崇，外来文化会成为显学，本土文化反而会在一定时期被遮蔽潜隐。各种中西体用会通之说忽视了一个人不可避免会有立场或前见的问题，其实中西文化两个源远流长各具特色的传统很难讲谁好谁坏，中西比较对话更多的是相互提供一面反观自身的镜子。

简介：道德两难是中西思想传统都曾关注和思考的问题。道德两难的情况可以分为虚假的、弱的、强的三类。先秦儒家创造了高明的经权思想，并以之应对道德两难。如《春秋公羊传》提出了解决道德两难问题的三大法则，包括权衡法与两全法。中国传统的仁义冲突是“强的道德两难”，是先秦儒学着重思考和巧妙应对的难题。道德两难的解决有时必须以当事人的毁灭为代价。通过与康德伦理学、萨特的存在主义伦理学以及弗莱彻的境遇伦理学等的初步比较，先秦儒家经权思想在对付和解决道德两难问题上的独特性或优越性得以凸显。

简介：法治社会中，司法公信力在个案中的实现有赖于对当事人程序权的充分保障。在现代民事诉讼中，证明权是当事人程序权的核心，而证明权生成的实定法基础也只存在于近代之后的民事诉讼制度中。历经改革的中国民事诉讼制度与证明权相契合，既具备了证明权生成的实定法基础，也亟待证明权的有效配置以提升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

简介：在有着深厚隐逸文化传统的中国，把隐逸看作是一种典型的高尚行为似乎已经成为历来人们的共识。然而，实际上中国并不存在能够成一家之言的统一的隐逸思想，中国隐逸思想分为儒、道两派，而且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儒家隐逸以合乎道义为准则，道家隐逸则以追求适性为目的。在儒家隐逸思想中，“高尚”的确是隐逸行为的一个重要性质；不过与之迥异其趣的是，高倡“道法自然”的道家却并不认同“高尚”这个人为的概念，并且认为恰恰是这个所谓的“高尚”性质才导致了隐逸的蜕化，使之沦为“禽贪者器”。可是非常遗憾的是，从古至今的人们总喜欢不加区分且自以为是地把一顶“高士”帽同样强行扣戴在道家隐士的头上，由此便形成了中国隐逸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误区。

简介：《吕氏春秋》之《上农》四篇是我国先秦时期的重要农学著作。《上农》篇集中论述了先秦农家的重农治国主张，《任地》《辩土》《审时》-篇主要总结了先秦农业生产经验。对《任地》《辩土》《审时》三篇的内容体系问题农史学界有争议。本文认为《任地》《辩土》《审时》三篇既不像夏纬瑛所说具有完整的逻辑体系，也不像许富宏所说“没有逻辑的必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