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环境刑事立法应坚持科学的立法方法论,在重视对环境犯罪事实特征考察的基础上,树立科学的环境刑事立法理念,在观念与事实双重层面为环境刑事立法提供科学指引。环境刑事立法应在坚持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科学理念下,重视对环境自身价值的保护,将环境法益确立为环境犯罪的保护客体。另外,我国环境刑事立法的具体制度构建应在借鉴域外经验,增设环境危险犯、行为犯,引进严格责任时,注重自身的本土化实践。

简介：刑事立法政策，是指在刑事立法领域中所奉行的基本刑事政策和具体刑事政策的总和，其构成要素包括刑事立法政策客体、刑事立法政策主体、刑事立法政策行为、刑事立法政策环境四项。我国现阶段刑事立法政策价值权衡的基本立场，可以概括为“三大一小理念”和“两个至上理念”。刑事立法政策在国家整体刑事政策的整合功能、导向功能与调节功能三者之间必须进行某种功能整合。刑事立法政策能直接指导刑法立法和刑法修正。刑事立法政策的具体内容在基本层面上具有综合指导刑事司法政策的意义，且能间接校正刑事司法和刑法解释的具体活动。

简介：在高新技术浪潮与现代化金融服务手段结合下,金融犯罪活动也日趋猖獗。我国现行刑法明显无法跟上犯罪类型更新的步伐,而金融行政立法尤其是大量的法规规章中的附属刑事责任条款的法律效力又令人质疑,因此必须厘清上述条款性质,有针对性地将之与金融刑事立法衔接,才能真正起到金融犯罪的惩戒效果。

简介：以刑法修正案为研究视角,纵览金融领域刑事立法的过程,金融领域刑事立法资源的积极投入主要表现为金融犯罪罪名的新增、原有罪状的细化和既有法定刑的调整,使金融犯罪圈呈扩大趋势。究其原因是,金融经济发展的需求、金融监管部门的推动以及刑法依赖思想的根深蒂固,使金融领域刑事立法一再扩张。然而金融刑事立法评价应属于＂二次评价＂,在将某一行为纳入犯罪领域之前,应以该行为首先违反前置性法律为前提,实现刑事法律与非刑事法律的有效衔接,从而建立有层次的金融法律评价体系。

简介：唐朝是我国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一段历史。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唐律是我国封建法典的集大成者，在我国法律史上有着崇高而独特的地位。唐律是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其中，不仅一些因素与当代法律理论和法律原则相暗合，如“援法定罪”、“罪行法定”等，更有一些特殊因素，甚至超越了历史的藩篱，对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具有警示、指点的意义，让我们看到破解当今立法和法律实施中所面临困惑、难题的一些线索。

简介：虽然我国刑事立法日益完善,但犯罪率却只升不降,原因之一在于我国刑事立法的伦理性缺失。职能部门应通过分析犯罪、刑罚与伦理的关系,了解社会伦理性乃刑法之根基,在此原则指导下发现我国现今刑法典中某些条文缺失伦理性,刑罚的种类与适用缺乏人道性。在刑事立法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刑法的伦理性根基,以此指导立法。

简介：由于我国刑法中虐待罪的犯罪主体仅限于家庭成员,所以对于家庭成员外主体的虐童行为存在法律上的空白。实践中,公安机关通常以侮辱罪、故意伤害罪或寻衅滋事罪等＂替代罪名＂予以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但这些＂替代罪名＂都难以将家庭成员外主体虐待儿童行为准确归罪。因此,应该完善刑事立法,单列＂虐待儿童罪＂,以保障儿童的合法权利。

简介：在现行的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的好些条款中,刑事案件证明的主体表述得不明确.刑事诉讼法第3条《提起刑事案件及揭发犯罪的职责》这样规定:“法官、检察员、侦查员和调查机关、每当发现犯罪迹象的时候,必须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提起刑事案件的诉讼、采取法律规定的查明犯罪人的犯罪事实及对其惩罚的措施.”关于这些内容,刑事诉讼法第20条也提到.该条第2款直接规定“法官、检察员、侦查员及进行调查的人员,无权把证明的责任推到被告人身上.”学者们,实际工作者们由这些情况作出了只有一个涵义的结论:不仅检察员、侦查员及调查机关,而且法官都是证明的主体;主体必须证明犯罪事实及认为有罪的原因.根据我们的意见,不能认为这只是法官的任务.不仅如此,在法律书籍中,根据刑事诉讼法直接引用了“调查机关、侦查员、检察员及法官在进行调查、预审及法院审理时,必须证明为公正解央刑事案件有意义的.情节……”的条文(《苏联司法》1987年第12期第19页).根据我们的意见,法院下必并且不该证明被告人犯罪或没有犯罪.法院应该答复审理案件时出现的主要问题:证明有罪或无罪.如果无罪,——就否决它.

简介：调高数罪并罚总和刑期，其主要立法价值就是要协调数罪并罚的总和刑期与最终确定的数罪并罚总和刑期两者间的合理关系，这首先应当遵循刑事立法政策的合理性原则。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数罪并罚刑期的调高与“死刑过重、生刑过轻”存在直接关系，但也不能由“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缺陷直接得出数罪并罚刑期总和应当调高的必然结论。《刑法修正案（八）》修正数罪并罚总和刑期的结果，可谓是“重刑化”和“轻刑化”折衷的适中，是刑事立法政策在数罪并罚立法条款上的体现。

简介：保障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合法权利,使其得到应有的治疗,并规定他们应承担的避免将艾滋病毒传染给他人,包括亲人的义务.政府必须加快制定HIV感染者病人的行政和刑事管理法规,对"传播艾滋病罪"作出规定.

简介：金融刑事立法与司法错位的表征有：金融刑事立法积极扩张,而司法适用谨小慎微,立法含混而司法解释有僭越刑事立法之嫌,司法自由裁量空间过大以及刑罚预防效果甚微等。主要原因有：刑事立法理念的导向、刑事立法新旧罪名衔接断层、司法系统金融专业素质薄弱以及金融犯罪刑罚配置不合理等。革新金融刑事立法理念,提高刑事立法的逻辑性和协调性,提升司法队伍的金融专业素质以及完善金融犯罪的刑罚配置将有利于金融刑事立法与司法错位的矫正。

简介：当今国际社会的反恐实践主要存在＂战争模式＂和＂诉讼机制治理模式＂两种应对方式,中国的反恐形势严峻,通过刑事程序机制处理恐怖主义犯罪是必然选择。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实践中程序法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凸显,设立特别程序规范应对恐怖主义犯罪既有必要也有可能。总体而言,反恐刑事程序立法应当坚持趋同与差异的对立统一、务实与前瞻的有机结合、继承与创新的内在衔接、应对危机的现实压力与法治原则的理性对接。

简介：罪刑失衡对刑事法治构成严重危害,要防治它,必须首先从立法这个本源入手。立法作为罪刑关系运行的起点,可能构成罪刑失衡的源头。以刑事立法为切入口,有助于从罪刑规范的设计上防治罪刑失衡。

简介：洗钱是一种国际性的犯罪,本文以刑法理论为指导,以修订后的为依据并参考有关的国际公约和国外立法,从洗钱犯罪的概念和特征入手,对洗钱罪的特点进行了研究,对国际反洗钱犯罪立法和我国反洗钱犯罪的立法状况及完善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就控制和预防国际洗钱犯罪提出了具体对策.

简介：当前我国的刑事立法正显现出不断扩张的趋势,其背后无不体现出一种社会集体焦虑感。这主要体现为被害人身份情感认同,以＂危险驾驶罪＂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立法为例,前者是一种＂单纯的感情传感＂,后者则是一种＂参与某种情境的同感＂。但司法实践表明,这种主要为了释放被害人身份焦虑的立法,其执行过程中存在种种问题。在刑事立法政策上,仍应该恪守法益保护原则、刑法的最后保障原则和刑罚的有效性原则。

简介：在当前网络环境背景之下，我国著作权刑事立法应从国际趋势出发。与TRIPS协议规定接轨．宜取消“以营利为目的”的定罪限制。以《著作权法》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为契机，刑法应相应地修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构成要件，增加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犯罪规定。另外，为与取消“以营利为目的”相配套．刑罚应加强对著作人身权的刑法保护力度，对于那些不仅侵犯了作者的著作人身权。而且还同时侵犯了作品的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行为。明确规定为犯罪，完善对著作人身权的保护。针对著作权犯罪的起刑标准．应当甩复制、销售发行作品的数量代替违法所得数额。

简介：刑事禁止令的适用条件包括对象条件和实质条件两方面,其中判断实质条件的关键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我国刑事禁止令的适用对象过窄,应把可以适用禁止令的对象扩展到所有犯罪人。而禁止令适用实质条件的规定也过于原则和抽象,应结合具体犯罪行为制定具体的规定,同时把其他法律中的类似规定纳入刑法之中。

简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关于毒品犯罪的刑事立法日趋细致和完善,积极回应毒品犯罪态势,从严惩治毒品犯罪的方针一以贯之,社会综合治理的大方向逐渐凸显。但是,其也存在着立法模式灵活性和应变性不强、协调性不足、履行国际公约义务有所欠缺等方面的不足。为此,我国应协调刑法有关条文,积极履行国际条约义务,并继续严密毒品犯罪的刑事法网,建构科学的惩罚体系,以更好地打击毒品犯罪。

简介：我国刑法对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的现实存在量刑标准模糊、罚金刑和资格刑缺失等缺陷，需要及时调整腐败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针对罪质增设罚金刑和资格刑。同时，还要对减刑、假释、缓刑等制度认真审查并加以完善，避免前门重判后门轻纵的现象，以实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简介：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通过了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其中亮点之一即增加了四种针对特定案件的特别诉讼程序，但其中并未包括恐怖主义犯罪，此为一大遗憾。恐怖主义犯罪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反恐立法格局中应当针对恐怖主义犯罪构建特别的刑事诉讼程序。在安全优先兼顾自由的价值定位下，构建刑事特别程序应注重在管辖法院、侦查权及侦查措施、反恐司法工作人员与证人的保护等方面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