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们在认识典型案例蕴含着的＂合适的判决＂所依据的司法标准问题时,往往囿于既有的认知类型和观念。若从司法实践与理论上的可能性和多样性来看,司法观念的类型化和固化现象都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否则,我们难以真正应对现实的司法困境。辨析合乎＂权利＂的司法观及其可能存在的问题,既是在检省当下英美占据主导地位的司法实践的意义和价值等问题,也是在为中国司法实践与观念的某种转换性创造提供可能的思想条件。

简介：<正>在文化学的概念里,监狱现象,其实是一个文化现象。就世界范围而言,正是由于国别、民族的不同,甚至是一国的地域、文化背景、传统价值的不同,才构成了具有不同文化含义和体现不同文化价值的监狱。同时,社会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也折射出了人类在漫长的发展和演进中,几乎具有共同的规律,无论是以阶级作为社会划分的依据,还是以社会发展形态、文明进程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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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任何思考模式的产生和流行,都是由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传统因素状况决定的1。法律的经验研究应运而生,方兴未艾,便是这个道理。我们处在一个千年未有之巨变时代,今天的中国,有传统、现代和所谓后现代的各种勾连,即使＂甚嚣尘上＂的全球化浪潮,也必然同中国自身的历史积淀和现实条件纠缠在一起,其实践效果由此变得复杂和难以预测2。自洽式法制体系很难使法律及其职业共同体发展出回应国家和社会需求的能力。

简介：行为共同说与犯罪共同说将共犯本质作为根本分歧。由于决定共犯成立范围,故共犯本质问题有必要再予讨论,且应起步于对共犯本质概念的首先明确,而共犯本质又应在犯罪本质之下获得界说。对应着犯罪本质是罪责性,共犯本质应是罪责共同性而非行为共同性。因在远离有责性即罪责性的“行为层次”上将行为共同视为共犯本质,故行为共同说背离了罪刑法定原则等刑法基本原则和刑法责任原则。在自称的诸多合理性及其对犯罪共同说的各种批判被破解之后,行为共同说在我国还是面临着实定法障碍和刑法基本原则特别是罪刑法定原则障碍。由于将共同犯罪视为“数人数罪”的“乌合之罪”,故行为共同说不是共同犯罪的建构理论而是瓦解理论。

简介：<正>一、累犯重罚:一种存疑的普遍实践累犯重罚是古往今来各国共同的法律实践行为。这种不谋而合的做法跨越时间和空间普遍存在。我们甚至可以说,整个累犯制度的发展史就是累犯重罚实践的发展史。但是,普遍存在就是合理的么,累犯重罚的正当性在哪里?是因为作为累犯的个人没有从之前的惩罚中吸取教训,还是因为累犯之前的犯罪历史使得累犯本次所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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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虽然人权是当今世界一个非常强势的政治和伦理话语，但它一直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质疑。从19世纪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批评到当今社群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诘难，西方社会对人权的批判一直没有停止过。当代西方人权批判从如下四个相互关联的视角展开：一是道德批判；二是法律批判；三是政治批判；四是社会批判。鉴于存在上述批判，需要认真对待谁之人权、何种人权以及人权的道德局限问题，人权的理论与实践仍然是一个开放的命题。

简介：作为共犯从属观念基础的实行从属性排除'无正犯的共犯',即否定正犯着手之前共犯的成立。这种观念来源于'共犯次要性'的立场,本身就是一种法律的拟制;同时,许多国家的立法明确规定处罚未致实行行为着手的共犯,突破了实行从属的诫命。由是以观,共犯从属观念并非共犯的规范本质,仅是一种政策选择性理念。我国现行刑法在犯罪预备和共犯之共犯问题上的立法政策选择,显然与共犯从属性理念不相一致;同时在参与自杀行为等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共犯从属性观念的诠释能力显然不足。虽然在共犯成立问题上共犯从属性观念的现实意义值得怀疑,但是在共犯处罚原则问题上,这一观念却应当被肯定,借以清除实践当中存在的'共犯处罚比照主犯裁量'的思维和做法。

简介：学术自由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核心.迄今为止,尽管基于外在视角的功利主义哲学为学术自由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和有效的辩护,然而,由于在功利主义的视野里,学术自由仅具工具性价值,因此,学术自由又不可避免地会同样基于功利主义的考量而受到侵犯.对学术自由的辩护无疑还需立足于学术自由自主性的内在视角的道德审视.它不仅划定了学术自由赖以存在的外在界限,而且事实上也构成了对学术自由的功利主义辩护的基本前提.

简介：本文意在赋予耿定向的古典法哲学思想以现代的分析的形式,并予以批判。耿定向作为王守仁的私淑后学、张居正的僚属密友,揭开一切学术化修辞遮蔽,其思想比较典型地体现了“王学”传统中和专制主义比较贴合的一面。在规范的来源问题上,通过耿版的“不容已”概念,他最终把内心的伦理底线拉同于外在的纲常名教,重树了实定法权威;在规范判断上,他欣赏高超精致的智识计算,以之排斥“良知”学说可能唤醒的个人主观意志;关于政治秩序,他推崇拥护精英集团的“大人”君相,贬低普通士绅百姓的作用,其在泰州学风影响下偶尔吐露的亲民言语实在经不起推敲。耿氏在法哲学上的种种调和,实质是对前人形上思考的整体否定。他最根本的出发点仍是维护他的政权。

简介：一、问题的提出在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场合,为了保护法益,对于国民的自由和权利施加更多的限制,对处罚哪些不作为必须进行慎重的检讨,严格限制其处罚范围。[1]就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而言,最有争议的是先前行为。[2]先前行为,又称危险前行为、先行行为,是指由于行为人先前实施的行为导致某种法益具有遭受侵害的危险,行为人有义务采取积极行动排除危险或者防止发生法益侵害的结果。[3]最早将先前行为视

简介：<正>引言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一书开头说道:"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尽管每个时代的人们都在引用狄更斯的名言,宣称这是最坏的时代,现代刑法却始终保持着理性,克制着内心深处的暴

简介：评论：二00八年您写了《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文中提到中国法学“最大的挑战，不在体制内的腐败和控制（如买卖学位、竞贿评估、大小山头争夺资源），而是全球化即全球美国化的形势下，中国法学整体上的边缘化、殖民地化……主流法学在话语层面已广泛接受美国的影响，跨人了‘美国时代＇”。时隔四年，回顾一下，中国法学的建树还是不少。比如，北大法学院强世功老师试图通过“不成文宪法”的概念来重构实践中的中国宪制；章永乐老师的专著《旧邦新造》，则是取政治学和法学双重视角，探讨晚清至民国的宪政史；山东大学田雷老师最近提交“八二宪法”纪念研讨会的论文，《“差序格局”、反定型化与未完全理论化合意——中国宪政模式的一种叙述》，也是一种重构的努力。您如何看待学术界这些新的努力？

简介：环境公益诉讼立法模式的选择，直接决定了环境公益诉讼实施的法治效果。目前我国采取环境公益诉讼立法的附属型模式，在立法技术、立法听证、立法评估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而且还只是环境公益诉讼立法实践的初步探索，离真正的环境公益诉讼的科学立法之路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因此，从立法条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意义上而言，环境公益诉讼专门立法型模式的提出不仅是我国环境法领域的一场程序立法革命，而且也是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法律体系法制化的一场绿色革命，对于走向通过环境程序法治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法治化道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具体建言是：构建将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公益救济的立法模式；建立公共执法为主的起诉模式，能动司法为主的审理模式。

简介：三权分立学说萌芽于古希腊古罗马的政治实践和波利比阿、西塞罗的分权思想,中世纪的教俗、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两个二元分立为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分权奠定了历史和心理的基础,英国的宪政实践为分权学说的产生提供了实践支撑。洛克和孟德斯鸠完成了三权分立学说。作为资本主义宪政制度理论基础之一的三权分立学说,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问题。

简介：<正>一位美国学者谈到孙中山先生时说:"他坚信维护传统文化是民族生存的关键。"的确,中山先生对民族传统文化有着由衷的敬意和深刻的领悟与把握。他认为,宪法必须符合中国的"民情国史",西方的民主一定要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融贯。"诚然,作为一种具体的宪政模式,他创立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都早已被历史超越,被中国的革命运动超越,但这种模式中深蕴的政治智慧、思维方式、理想情怀、文化忧患、人格力量等价值却是永恒的。他的学说代表了中国历史从古代向现代转折之际的文化思考,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先行者对中国文化和法文化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创造性回应。他所开创的是一个时

简介：一、物权概念与债权概念的形成据考察,近代大陆法之物权概念由中世纪(11世纪至13世纪)欧洲前期注释法学派正式提出。立法上,物权概念的使用第一次为1811年《奥地利民法典》(第307条)所为。而物权之系统理论的提出及物权制度在立法上的定型这一任务,则是由1900年《德国民法典》完成的。物权的“概念”与物权的“观念”是不同的。物权的“观念”,是指特定的人对特定财产之排他性的控制和支配的意识。物权的观念其实就是法律上的“财产”的最初观念,而人类历

简介：<正>在人大立法规划所确定的七大法律部门中,社会法由于历史相对短暂,相关理论的研究落后于社会立法的实践,而现有的社会法体系本身又十分松散,造成了各规范性文件彼此间难以协调和整合,呈现分布不均衡的"先天欠缺理性"的状况。同时,已颁行的法律、法规也缺少可操作性,大多通过行政或准行政执法行为来施行。具体的社会法规范很少被引入司法程序以救济当事人的权利。这些状况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进程不相称的。因此,笔者认为,对此予以梳理和反思应属必要。

简介：当代动物权利运动的主将汤姆·雷根提出的动物权利论遮蔽了道德共同体成员的理性和道德义务这两个道德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忽视了理性、义务在构建道德共同体中的必要性，也不能在逻辑上全面地说明动物与人类之间以及动物之间的关系。康德主义的道德哲学则仅通过“实践理性”这一标准，即可合理说明人与动物在道德上的不同地位，也能更好地解释和指导人类利用和保护动物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