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新一届的上海伦理学会开始创办学术前沿的系列讲座,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陆晓禾会长邀我做个发言,为了支持会长的工作,只好勉为其难。因为年事已高,精力不足,在前沿上走动,已经无能为力。我老父亲晚年自嘲说只能卖旧货了。现在我也到了这样的年纪。卖旧货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把旧作整理出来编成册子;另一种是把经历过的往事翻出来,旧事新说,这后一种办法也许还可以有点长进。我父亲晚年撰写了几十万字的回忆录,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我没有他那么丰富的阅历,也没有与那么多名人交往,所以也不会去写什么回忆录,但是也经历了学界的一些大事。去年和老同学一起编了《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②,想不到引起很大的反响。看来把一些学术界的大事重新翻出来加以审视和反思还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简介:杰里米·边沁(JeremyBentham)在他的功利主义理论中提出了苦乐计算法,要求对快乐和痛苦的值进行量的估算,从而较精确地估算出任何一个行动或事件所造成的苦乐倾向,并且最终通过对苦乐估算的结果来让人们选择出能给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快乐的行动方案,让政府制定出能给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快乐的政策。但是,他的这一苦乐计算法却遭到了后世一些哲学家们的批评和诘难,自称为边沁继承者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StuartMill)对此进行了一些反驳,并对边沁的苦乐计算进行了局部修改,将只有量的区别的快乐拓展为既有量的区别又有质的区别的快乐,将其粗糙的'快乐'概念进行了精致化的改造,并提出'幸福'是一个比'快乐'更加丰富的概念。但是,密尔在理论上所进行的这些细枝末节的修改并未将边沁的苦乐计算法从众多的批评中解救出来,在实际的估算过程中,功利主义的苦乐计算法仍然面临着实践的困境。
简介:巴泽尔的经济伦理思想是功利的、实证的、动态的、演化的,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国家层面都是功利主义的,这在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中独具特色。其经济伦理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功利的权利界定,权利是一种处置资产的能力,人本身也是一种资产,交易成本约束决定了权利的边界和权利界定的不完全性。二是功利计算的价值,价值是一种实证主义的客观价值,功利标准提供了脱离于人的主观评估的客观标准,人权与产权的价值可以通约。三是统治者、臣民、疆域构成了国家,统治者和臣民都依据功利计算的结果作出决策,国家成为掠夺者还是保护者的关键在于是否建立了有效的集体行动机制。
简介:窦炎国教授主编的作为一部从伦理学角度研究企业文化的著述,对于刚加入WTO的中国企业如何确立企业的价值理念、如何加强企业伦理文化建设、如何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如何应对国内外更为激烈的生存和发展竞争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路,可以说是一部应时之作.
简介:义利之辨,既为儒家的传统论题,在现代的意义世界里,也能转出它新的生命和新的形式。论语时代发轫的这一命题,与墨学的对峙与交通,经过董仲舒、程朱一系的补充或补订,兀然在有宋一代朗现出新的气象。水心环绕此命题所下的补正工夫,即是其中的一案。《水心别集》卷三说“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到了水心晚年来了个大的转换,一方面仍是义利并举,另方面则是利先义后,谓之“成利致义”。比照横渠、朱子用“心”来统贯“性”“情”二观念,水心在“义”与“害”的链接间,寻到了一个大写的“利”字:利,既可以是“义”,也可以是“害”,犹一剑双刃,较之“心统性情”,它是“利统义害”。故,就结果言,水心说坦荡地展臂拥抱墨学,却恰好造成对先秦儒义本学统的彰显,与小程子辨明兼别、融通儒墨的理一分殊说,有不二之妙。
简介: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我们党领导文化工作的经验,提出“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双创”作为指导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针,有着丰富的当代价值。为我们如何整理和利用传统文化、如何发扬和创新先进文化,提供了基本立场、正确态度、科学方法。
简介:西方哲学史上存在着三组基本而又非常重要的哲学概念:分析与综合、先天与后天、偶然与必然。按照对这三组概念的一种理解(如逻辑经验主义):分析陈述=先天陈述=必然陈述。康德打破了分析性与先天性之间的联系,克里普克打破了先天性与必然性之间的联系,奎因打破了分析与综合的区分。上述哲学家的洞见对我们深入理解三组哲学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哲学问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近三十年来,一些分析哲学家进一步研究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卡普兰打破了分析性与必然性之间的关联,策尔塔打破了必然真与逻辑真之间的关联,从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深入的分析性概念。通过区分两种必然性(语言必然性和事实必然性).再根据此种区分对三组概念的分分合合展开全面的梳理分析,并依据策尔塔对逻辑真的解释对分析性重新给予界定,一种薄版本的分析性概念可得以坚持:分析命题就是逻辑为真的命题,而并非必然为真的命题。
简介:文化是否会像经济一样,形成全球文化,是当前学术界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认为,文化是可分的,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民族性较强的文化,一类是世界性较强的文化。民族性较强的文化具有保守性、排他性、渐变性和相对性等特点;世界性较强的文化具有流动性、全球性和速变性等特点。复兴中华文化,应正确处理保守与创新、引进与输出的关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不仅要保守而且要创新民族性较强的文化,以维护作为世界主流文化之一的中华文化的独特性,以维护世界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不仅要大量引进世界性较强的国外先进文化,而且要积极主动地输出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以促使东西文化取长补短,构建一种综合东西文化的长处、既不同于西方也有别于东方的一种新型的全球价值观、普遍伦理和行为规范,作为世界各国新的共识和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