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的写作基于这样一个“问题”：在从“伤痕”到“先锋”这一脉络成为文学史“共识”的当下，“50－70年代文学”居于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新时期”有怎样的调整？既有的“一体化”的冲动是否依然存在？基于此，论文尝试从“社会主义新人”这一被“历史”所“忽视”的概念或运动入手，分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如何藉此重生。通过对“社会主义新人”所命名的一系列“典范文本”的细读，笔者认为这一调整的艰难以及最终的失败，既是“文学成规”之转移的必然结果，也包含着自我的瓦解——借助左翼“革命＋恋爱”的模式的结果，反而是“恋爱”压倒“革命”，从“新人”转变为“畸人”。然而，这一历史性的失败，某种程度上是一次“扩大化”的运动，如何更为平和地检讨“社会主义”的“文学遗产”，打捞“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与精神操守，这一问题对当下的文学现状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