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士大夫情结

苏轼的士大夫情结

张玉

寿光市第一中学  山东寿光  262700

苏轼是北宋士大夫阶层，纵然苏轼的旷达、乐观、守正不阿精神令古今中外所有人为之赞叹。但是本人对此精神在苏轼身上的具体体现颇少注入笔墨，而试图找出与他的乐观、旷达、守正不阿相关联的因素——“士大夫情节”，进而进行论述。  

提起苏轼，大家会在心中涌现一位屹立江边高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杰，就像林语堂说的，苏轼是一个“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然而，一个人的气质、品性都与他所处的环境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烙印，像苏轼便称得上是北宋士大夫阶层的名片,他身上的特性用一个形象的词来概括，便是“职业病”。宋代的士大夫算是在社会上享有特权的一个阶级，“士”在战国后成为读书人的称呼，“大夫”则是官僚，“士大夫”则兼有文化精英与朝廷官员的双重身份，我们将他身上的品性概括为“士大夫情结”。

“情结”是一种个体无意识的心理状态。它体现在个人的品格、性情、行为方式等各个方面，它充斥在人们心中，某种程度上扮演者“信念”的角色，大多是个人无法克服而又全力遵守的。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教授曾经这样定义“士大夫”：“追求文化修养，反对追求物欲而道德自律性很强的社会群体”。随着科举制度到宋代的最终完善，大多出身寒门的士大夫们是通过严格的筛选制度层层选拔上来的，学识、气质皆非同一般。平民一旦“上位”成功，便会谨慎地维护自己赖以生存的社会地位，积极而又紧张地与“俗人”划清界限，这可以表现为他们孜孜追求的“经世致用”梦想、刻意养成的高雅的生活情趣以及对充实自身学识这件事保持着相当的自觉性。他们敏感地注意自身行为要时刻“拔俗求雅”，这也恰好体现了这一特殊阶层对自身学识、品性的自信。

在苏轼的宦海生涯中，“士大夫情节”表现得尤为明显。儒学所倡导的入世思想始终是他割舍不了的追求。苏轼的仕宦生涯坎坷、命途多舛，在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中更是因为文字之罪被新党讪谤，随后被贬黄州，跌入人生中第一个低谷。重回朝廷之后，旧党得势，他又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落得一肚子“不合时宜”。苏轼不顾自己性命安危执意唱反调，纵然有爱民如子的因素在，但是细细推究，当年王安石变法以摧枯拉朽之势开展时，苏轼竟然想以口舌之力阻止这场变法，应该承认，他对自己的话语的分量以及经世济民之才是有相当的自信的，因此，他敢于不屑，敢于站在当权势力的另一方举反对旗而毫无退缩之心。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元祐元年苏轼被召还朝之后，不仅没有因为吃过“嘴巴亏”而收敛一点锋芒，却仍然选择在得势的旧党中逆流而上，单纯从他心理因素剖析，如果不是有不愿意与俗流合污的因素在，他的“眼力劲儿”貌似也太不够了吧？

在苏轼的被贬生涯中，他创作出了大量的璀璨的作品，作品流淌着旷达与乐观的处世艺术。难道他就真的是天生的“秉性难改的乐天派” ？就像司马迁说的：“夫人情莫不贪生怕死，顾父母、念妻子。”人在遭受挫折后，首先会失落、会压抑、会愤懑。苏轼也是人，他在遭遇挫折之后就偏偏能“天生乐观”？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只能说，当他每一次陷入挫折而彷徨、压抑之时，能够主动地寻求佛禅庄老思想中的实用的部分来宽慰自己，从而寻求到了自我精神的满足，从苦痛中解脱出来，也便有了我们眼中“快乐的天才”。在他心中仿佛有这么一个观念：向苦难低头乃是“俗人之举”，将苦难视为垫脚石而攀援而上才是他应追求的目标。这也与司马迁的“激于义理者”不被挫折所动的道理是吻合的。

苏轼的“士大夫情结”在他秉持的文学艺术的价值观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文人作画在宋代以前就有出现，而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画”却是到北宋才出现的。宋代的士大夫有一种“圣贤气象”，这种“气象”被文人们运用在作画上，他们不再追求绘画内容的精细与形似，而是更要求体现画作的意象美。当时并存着的专业画匠与宫廷画师掌握着的那套绘画技法，文人士大夫们是不屑于去推敲与熟练掌握的。在他们看来，运用那套技法所作画作应该是仅供俗人观摩鉴玩的，哪能用来抒情达意？苏轼曾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们竭力与“工俗”撇清关系，捍卫文人画的“纯洁性”。以苏轼为代表的士大夫文人们不仅不将作画的种种专业的规范、技巧放在眼里，反而将其视为自己作画时要克服的桎梏。以今人的眼光看，他们的作画水平真的高高凌驾于专业画师之上吗？“士人‘不能为而不屑为之’的轩昂高妙，很能说明其凌驾于画工画匠之上的那理所当然且不容分说的心理优越感。” 恐怕他们自己也说不出评判画作是好是坏的具有操作性的标准吧。

最能代表宋代文坛不同于其他时代文坛气象的要数宋词。苏轼在词史上的重要地位不仅仅表现在他的创作上，还表现在他对词体的改革上。为了使词的美学品味真正与诗并驾齐驱，破除“诗尊词卑”的观念，着力渲染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在词的抒情表意功能上，再不同于柳永的艳情“风味”，而是追求壮美的风格、阔大的意境。说起柳永，虽然后来官制屯田员外郎，也算是我们说的“士大夫”，但是“士大夫情节”在他的身上却没有明显体现。此人不仅热衷于流连于风花雪月、灯红酒绿的歌馆妓院，而且“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 。因此，本应“脱俗”的柳永却主动将自己放到俗的一边去，在当时其他的文人士大夫看来是立场尽失的，不免被清高的他们所鄙夷。因为宋代文人士大夫的超前使命感与责任感，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也涉及到弘扬传统文化的方面。因此，本属下里巴人文化的香艳的词由于与正统的文化、伦理要求不符，苏轼对词的变革也就可以解释了。

纵然苏轼的贬谪生涯占他人生很大一个比例，在这期间，苏东坡游山玩水、修性养生、陶冶情操、与民为乐，这样的生活使他避开了阴险的官场游戏，而与朴实的百姓打成一片，貌似生活也相当滋润。值得注意的是，苏轼被贬之时，能有机会与他来往的自然不是达官显贵，却也不是俗不可耐的下里巴人。不管是挚友马正卿还是同游承天寺的张怀民，抑或是亦师亦友的秦少游，苏轼对于自己的交游之人还是有一定的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