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会搭建了花园山聚会到武昌首义的桥梁

日知会搭建了花园山聚会到武昌首义的桥梁

李媛丽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  430060

摘要：20世纪发生在中国的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革命即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推翻了统治中国二千余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武昌起义的胜利，是湖北的革命团体在相互关联或传承下所形成的一个革命体系的胜利，而日知会就是这个革命体系的一个主干，搭建了湖北第一个革命团体花园山聚会到武昌起义胜利的桥梁。

关键词：日知会 搭建 花园山聚会 武昌首义 桥梁

武昌起义是孙中山先生思想领导下的清末新军士兵的起义。这些士兵是清末“新政”推行军事改革，在全国大规模进行编练的新军。编练新军的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结果却事与愿违，成了推翻清王朝统治的主力军。产生这个结果的主要原因是以孙中山思想为领导的一系列革命团体通过武装革命的形式推动下产生的，特别是与湖北地区的各个革命团体是分不开的。从花园山聚会开始，到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同盟会、文学社、共进会等团体相继成立，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力量，是武昌起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在这个革命过程中，每个团体都不是独立在革命，他们之间或者是传承了前者的革命思想，或者是成员之间相互关联，革命力量在思想传承和人员关联中逐步强大，进而形成了“辛亥武昌义旗一举而天下景从”的局面。日知会将花园山聚会、科学补习所的“革命排满”的革命思想， “运动新军”的革命方针，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宣传和传承。武昌起义之所以取得胜利，与日知会的革命活动是分不开的，日知会搭建了花园山聚会到武昌首义的桥梁。

组织上的桥梁

从形式上来看，武昌起义是文学社和共进会两大革命团体联合发动，在湖北革命党人艰苦卓绝的斗争下而取得的成功，似乎跟日知会没有多大的关系。实际上，从革命团体的组建过程来看，革命团体日知会起了一个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

一、日知会的成立

日知会最初是基督教会的一个阅览室。1901年，基督教美国圣公会的牧师黄吉亭在武昌府街圣救世主堂的大院内，兴办了一个以宣传基督教与开启民智为目的的报刊阅览室，取名“日知会” ，意为“日求一知，不断进步”。在黄吉亭被调往长沙，武昌日知会会长由胡兰亭担任后，这个阅览室逐渐增加了各种新学杂志、书报以及排满反清的革命书籍。当时，作为清军协统黎元洪书记官的刘静庵也经常来阅览书报，后来被聘为圣公会阅报所司理。“敬庵视事后，整理书报，订立规则，应接尤为周至。数月之间，阅者日众，阅览室为之改观。敬庵见扩张会务，大可引导革命，始则渐增革命书报，继而吸引同志，进行组织。”他广订革命书报，暗中结纳同志，逐渐将日知会演变为反清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解散之后，在刘静庵的组织和掩护下，日知会成了部分革命者的避风港。 1905年，在日知会干事会成立大会上，刘静庵发表演说：“中国醒，中国醒……满清拉那氏常言宁将中国亡于外人，不可失于家奴。我汉人四万万同胞，被满清压迫愚弄，应该醒来，应该觉悟，以免永为人之奴隶牛马，不胜迫切盼祷之至。目前同志曹亚伯由湘来鄂，与胡兰亭先生及弟三人，商议扩充日知会，我们日知会重又成立，一切章程宣言，都已备就。开导民智，救中国危亡，成一新中国，俾黄帝子孙不复为亡国奴；岂惟同志之幸，亦中国四万万同胞之幸”。1906年2月，日知会召开成立大会。下设干事会和评议会。武昌军界和学界均派有日知会会员做代表，从事联络。就这样，日知会从一个宗教性的阅览室逐件发展成革命团体。

二、从花园山聚会到日知会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让中国灾难深重，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王朝与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并许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激起了爱国人士强烈反对。迫于压力，统治阶级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实行“预备立宪”，设立议会，进行司法、教育等改革，实行地方自治。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与革命派所期望的“平均地权”大相径庭。这让革命者看到了预备立宪只是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而欺骗民众的幌子，因此，决定用武装革命的方式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来实现自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理想。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孙中山联合会党所进行的武装起义屡屡失败，自立军起义中，唐才常利用会党发动武装起义遭张之洞残酷镇压，使原来对张之洞抱有期望的革命者意识到依靠统治者自行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会党的散漫无视组织也是靠不住的，武装革命需要一支有组织、有纪律、有能力、有知识的队伍。

在花园山聚会上，其组织者吴禄贞提出，“绝对从士兵学生痛下功夫”，“不能专靠会党做主力”，“不与文物官吏为缘”在主持花园山聚会期间，确立了“以最好之同志，投入军中当兵，渐次输入士兵对满清之恶感情绪，以改换新军脑筋为成事之根本，会党则联络，令其为我用，不致为彼用”就是先从学生着手，对学生进行引导，并培养激发其爱国热情，再把这些学生输送到新军中，引导新军宣传革命思想，将新军引上革命的道路，即“运动新军”。这个想法得到众多革命者的认同与支持。花园山聚会的影响力也随之扩大。“树大招风风撼树”，花园山聚会的影响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他们为了阻止革命影响扩大范围，将花园山聚会的骨干力量从武汉遣散到日本、德国、北京等地，花园山聚会团体因此解体。1904年，留在武汉的革命火种以新的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重新燃起。就在这些革命火种熄灭与重燃之际，日知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共进会、文学社等革命团体相继成立。而且均遵循了“运动新军”的革命方针。“运动新军”的思想为什么会得到如此顺利的传承呢？

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的《为天下先——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展》中，有一件日知会碑文的拓片，其文曰：“辛亥武昌义旗一举而天下景从，清社以屋,此诚当日忧时志士，揭橥革命、呼号奔走之效也。抑知植其基者，实为日知会。晚清之际，朝政败坏，外侮纷乘。甲午战后，继以庚子之乱，国人因受大惩创，犹彷徨不知所以救济之策，圣公会会长黄吉亭先生虞之，由上海返汉，与中美同道筹商，就武昌府街圣公会设一阅书报处，购各种新闻杂志及新书，任人入览，以瀹进知识，颜曰“日知会”。时光绪辛丑年也，先是孙总理鼓吹革命，其说由海外达于内地，武昌军人学生起而承其流，初组织科学补习所于多宝寺街，为革命运动。寻大吏侦知被解散，俱怅怅若无所依，思再相结合。适补习所刘静庵先生佐圣公会胡兰亭、刘藩侯两会长处理日知会事。静庵性沉毅纯洁，负责任，对阅书报者，乘间灌输革命大旨。凡《猛回头》、《警世钟》诸书，均于兹布出。不久，会址迁高家巷。圣公会又商办东游预备科及江汉公学，广事号召。至是，昔之补习所所员，多廪集于此，其他来者亦众。综计著籍者万人，如曹亚伯、余剑侪、季雨霖、梁瀛洲、朱松坪、冯特民、李亚东、胡瑛、张纯一、吴贡三、李长龄、成邦杰、何季达、朱松坪、梁钟汉、梁耀汉、殷子恒、张难先等其最著也。丙午夏，东京同盟会会员吴崑偕法国民党欧几罗氏至会讲演，当道震恐，派人侦缉。迄秋，萍醴事起，孙总理令朱松坪、胡瑛、梁钟汉等回国襄助。在鄂事泄，捕松坪、胡瑛、钟汉及刘静庵、张难先、李亚东、季雨霖、吴贡三、殷子恒九人下狱。圣公会主教吴德施，会长孟良佐、黄吉亭营救甚力。顾吾党不以此稍挫其志，立会集社，赓续不绝，浸淫漫衍，推而弥广，其蒂愈固。逮辛亥八月，乃藏全功。”

这个碑文是日知会会员欧阳瑞华撰写的。碑文中所涉及的革命者，有一部分既参与了花园山聚会，又是科学补习所的成员，也是日知会的成员，之后还加入了文学社或共进会，同时与同盟会的主要成员也相互联系。虽然团体名称不同，组织领导者不同，但有部分成员是相同的，就是这些相同的成员将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摸索总结出的通过“运动新军”方式和武力推翻满清统治的思想进行了传承。所以，这些人都是“运动新军”革命方略传播的纽带。

三、从日知会到武昌起义

国民党元老冯自由先生在谈到武昌起义发生的原因时说“辛亥武昌义师之发动，众咸归功于同盟会所组织共进会及文学社，而不知共进会与文学社成立之前八九已有日知会为之先导”。

日知会自1906年2月成立后，建立了较完备的组织形式，且在各军营和各学校均派有本单位会员做代表，也有独立革命团体并入的，如群治社和黄冈军学界讲习所。日知会的活动范围分布于湖北、南京、安徽、奉天等地。日知会成员曹亚伯是同盟会成立时最先加入的人员之一，日知会成员加入同盟会的还有范腾霄、梁钟汉、余诚、孙武、吴昆、冯大树等，同盟会成员余诚在湖北筹建同盟会分会时，所吸收的同志，名义上是日知会会员，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同盟会湖北分会成员，以日知会会员为基本队伍，主要活动也就是日知会的活动。

同盟会湖北分会在武汉地区组织发展是依托日知会进行的。同盟会派余诚为湖北分会会长，余诚认为“革命宜在内地策动，聚他人国都，快口耳之谈，庸有济乎？”他一反前几任湖北分会会长俱不回国发动的情况，立即回国。余诚回鄂后，与刘静庵相处融洽，帮助静庵整理党务，经理革命党人开办的东游预备科及江汉公学两校，于是党人对刘、余好感日增，凡日知会会员，由余诚主盟，加入者多。惟以武汉为清廷注意之地，表面仍称日知会，内容实为同盟会，犹之前此表面系教会之日知会，内容实革命机关也。

共进会由一部分同盟会会员和旅日学生发起并组织的。在同盟会成立后的两年，一部分同盟会员以“同盟会缓不济急，须另组实行团体”为由，于1907年9月，在刘公、居正、彭汉遗、孙武、焦达峰、杨时杰等人的积极筹备下，成立于日本东京。参加者有川、鄂、湘、赣、皖、浙、粤、桂、滇等各省共百余人，大多数都是同盟会会员。共进会设总理一人，下设内政、外交、交通、军务、参谋、财政、党务、侨务、文牍等部，每部设部长一人。后将总理改为会长。以同盟会的总理为总理，同盟会的宗旨为宗旨，共进会将同盟会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表明了共进会对土地、民生漠视，对“排满革命”的关心。

文学社，成立于1911年1月，是在群治学社和振武学社的基础上成立的。其机关设置在新军军队内部。设社长、副社长。社长下设参议、参谋、交通、外交、庶务、招待、会计、书记、录事等。社长蒋翊武对入社对象进行严格审查。强调从出身贫寒的下层群众中吸收社员。规定：凡入社者须得三人以上介绍，并经调查，确是与本社宗旨相符合者才能加入。文学社组织机构严密，实行标营代表制，标设一名标代表，营设一名营代表，队设一名队代表，都由本标、营、队同志中推任。各营队代表分别按上级代表的命令逐级领导，单线联系，至有不同营之社员相见彼此不知同为社员。⑪1911年4月，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后，文学社与下层群众、知识分子、军校学生和新军士兵的共进会合作，共谋大计。⑫共进会也因广州起义失败后同盟会总部决定武汉为革命运动的中枢，而把与文学社的联合共举作为急务，力谋与之合作，务期同舟共济，严防两败俱伤。⑬9月24日，共进会与文学社在武昌胭脂巷召开联合大会，会上推举蒋翊武为参谋总指挥，王宪章为副指挥，孙武为参谋长。会上决定了举义时间。并对起义做了全面部署，讨论和通过了起义的详细军事计划和起义成功后的军政府组成。

1911年10月10日，孙武在汉口制造炸弹失慎发生爆炸，使得起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第八镇工程营共进会会员熊秉坤带领士兵仓促发难，抢占军械库，既是文学社会员又是共进会会员的金兆龙，在关键时刻担任起义临时总指挥带领工程八营的士兵迎接南湖炮队，打开中和门迎接炮队，联合攻打总督署，瑞澂、张彪不战而逃，革命军将十八星期插在武昌城头，武昌起义胜利。

思想上的桥梁

一 革命思想的确立

19世纪末，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双重压榨下，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清革命运动随之而起，反清思想在革命实践中日趋完善。以劳苦民众为主要成分的秘密会党，从开始的暴动遭镇压，再暴动再被镇压，虽然暴动此起彼伏，由于这些会党没有统一的组织、统一的领导，最终都是被统治者残酷镇压。他们的暴动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清政府的统治，但引起了有先进革命思想的孙中山、吴禄贞等人的注意。孙中山先生创建了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但是单单靠几个知识分子宣传鼓动是不能让清政府灭亡的，活跃在长江流域的会党暴动让孙中山有了新思路，他决定与会党相联合来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吴禄贞被孙中山革命思想所吸引，加入了兴中会，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组织的革命活动，在此同时，自己也筹建和参加了多个革命团体，如励志会、华兴会、花园山聚会、科学补习所、中国同盟会等。由于吴禄贞在陆军士官学校受过系统军事教育，加上他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认为从敌人内部进行分化宣传，将敌人的力量转化为自己的力量将是一种有效对付敌人的途径，且明确提出 “从运动新军入手，不轻率发难”。1900年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吴禄贞一方面继续宣传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一方面贯彻“运动新军”的战略，把发展新军中的革命势力作为工作的重点。明确指出：“以最好之同志，投入军中当兵，渐次输入士兵对满清之恶感情绪，以改换新军脑筋为成事之根本，会党则可联络，令其为我用，不致为彼用。”

二 革命思想的传承

在革命思想的传承方面，日知会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而是利用一切机会，采取各种方式进行，主要有：

在本会及文华书院讲演。 日知会吸收党员，不尚严格形式，惟在灌输宗旨，使其真正认识革命而归依之，公开演讲，阐述世界大势，本国危机，及现今救亡之道，无论是否党人，凡来听讲者，多醉心革命，执守不惑矣。文化书院中的教师张纯一、余日章等，均参加上述的文化活动。张纯一具有革命思想，多择星期六或星期日下午举行演讲会，每每延至除夜，到会人数，逐渐加多，演说内容，初系说明局势，暗示有革命的必要，以后就坦直宣传革命，辞意激昂，有时声泪俱下，很能吸引听众。同时借教会宣道之名在军队中开展宣传活动，并采用露天大布道的方式接近不去教堂和阅报室的士兵。日知会会员很多在中小学任教，利用课堂激发学生的反清思想。

创办翻印刊物。 日知会还自编了《孔孟心肝》《作新民》（吴贡三著）、《破梦雷》（吴贡三著）等小册子。教会刊物《文化学界》在武昌创刊，刘静庵为编辑，月出一册，圣公会附设之文化书院主办，余日章主编，刘静庵、韦卓民等编撰。日知会常假该刊发表文章，宣传反清。会员李亚东在日知会创办了军事界报刊，月出一册，以“振发军队精神”为宗旨。报刊分军事学教科、军事学研究、军事学、普遍军事杂志各大纲，并分骑炮等操，工作、筑成、射击、捆载、铳击、兵器、游泳、马术、地形、野外测绘、军歌等。曹亚伯与萧钟英、冯大树等，将印就的《民报》第一期，或包卷或写封皮或贴邮票，命女佣用小车推至邮局，将三千份民报皆发寄至中国内地，其余二千份散步与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一时《民报》的声价，风行海内外。日知会同志吴贡三、殷子衡翻印革命书籍，如《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大量输入武汉各地，军、学界凡同情革命的人，几乎人手一册。

在武昌城内游行。 胡兰亭利用礼拜日下午，由圣公会文华中学学生宣传队，沿蛇山往阅马场一带，扛着红底黑字的 “救世军”大旗，学生军乐队在前开路，游行队列行至宣讲地停下来，满怀热诚地宣讲，批评政俗，无所忌讳，一时知识分子、忧国之士咸向往之。

在黄冈军学界设讲习社。 日知会成员中，黄冈人很多。1906年1至2月，日知会中的黄冈籍会员熊十力、熊自襄、钟大声、邱介甫、童禺等倡议联合黄冈人中之肄业武昌各学堂（如两湖学堂、文普通学堂、武普通学堂、陆军特别学堂及四路高等学堂等）及驻省各军军人组成黄冈军界讲习社，联络军营兵士及各学堂学生，每星期聚一次，名为补习功课，实则密商革命事宜。讲习社成员不限于黄冈，社员的结合，用兰谱方式，十人为一谱，此十人有各约十人而推广之。社址设武昌正卫街，房屋为社员张炳南、张海涛父子所捐助。1906年，印军人参加者甚多，被张彪所封。

创办鸠译书社。 鸠译书社的前身是吴贡三、殷子衡等人汇同留日学生夏占奎、冯维周、邹翼之、吴崑等在黄冈的团凤创办的坪江阅报馆。该馆从上海、汉口订阅《新民丛报》等各种报刊杂志，同时殷子衡还创办半日学堂，宣传时事，提倡和劝导妇女放足。1906年春，吴贡三、梁耀汉、殷子衡等在黄州创办鸠译书社，不久即成为日知会的秘密印刷所和发行部。他们所著的《孔孟心肝》是日知会时期最重要的宣传媒介。此外，鸠译书社还翻印《楚报》《民报》《警世钟》《猛回头》《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由殷子衡送至武昌日知会交予刘静庵在军学界散布。

在恩施建立日知会分会。 1903年，恩施籍学生朱和中、吕大森等在恩施散布革命书报。1904年华兴会成立后，黄兴派吕大森等去恩施联络发动会党，准备长沙起义。1905年吕大森等人在施南镇组织日知会分会，成为日知会在鄂西的活动据点。

谋划起义。 1906年，湖南、江西两省交界的浏阳、醴陵、萍乡一带洪水泛滥，灾情严重，官僚豪绅哄抬米价，导致饥民遍地。华兴会同志联络会党和安源矿工，乘机起义，孙中山派朱子龙、胡瑛、梁钟汉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由于郭尧阶告密，刘静庵、朱子龙、胡瑛等九人被捕，这一事件被称为“日知会丙午之狱”。之后，日知会组织瓦解，许多成员散步各地，成为星星之火，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等待燎原的机会。

日知会的演讲、游行、设讲习设、办书社、设日知会分社等方式的宣传下，革命思想的影响逐步扩大，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共进会、文学社等革命团体纷纷组建。这些革命团体将革命思想传承并付之于实践中。

湖北军队同盟会是日知会会员任重远创立的一个湖北地方革命团体。任重远即是日知会会员又是同盟会会员，也曾留学日本，对革命运动形势和特点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湖北军队同盟会以中国同盟会的章程为章程，将自己视作中国同盟会的下级组织。以《通俗白话报》为媒介进行革命宣传，事情泄露后大部分成员转而加入群治学社。群治学社以研究政治学说，扶植社会自治的名义，在炮八标、三十二标及陆军特别学堂宣传革命思想，发动革命力量，在詹大悲、李六如、刘复基等共同努力下，将《商务报》发展成为群治学社的喉舌。社名暴露后，为了保存实力，在李六如等人的建议下，改名为振武学社。振武学社为了加强军队工作，将刘复基、蒋翊武先后介绍入黎元洪部四十一标当兵，在士兵中进行活动，并吸收了不少社员，用强调“武学”的方式，激发广大士兵心中的“武”气，创办《大江报》进行思想宣传和政治动员，提升了振武学社的影响力，革命运动日益发展。后因遭施化龙的破坏，又改名为文学社。

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等革命团体，为了让民主支持革命，很重视舆论宣传，从群治学社的机关报《汉口商务报》，到《大江白话报》，再到文学社的机关报《大江报》，都有明确的宣传对象和政治目的，以提倡人道主义，发明种族思想，鼓吹推倒满清罪恶政府为主旨，面向新军基层官兵和进步学生，在新军各标营中建立设特约通讯员和报纸分销处，并免费赠送“义务报”，这些报纸从表面看起来名称不同，实际上主导思想都是相同的，就连编辑、主笔等成员也基本相同，都是以詹大悲、何海鸣、查光佛、杨王鹏、李六如等为主，他们利用这些报纸刊发军中通讯，灌输革命思想，鼓动反清革命。《大江报》不顾安危，刊发时评《亡中国者和平》《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等攻刺时政，鼓吹革命的短文，警告国民如果不革命必被亡国。《亡中国者和平》原文为：“政府守和平，即示割让之意，国民不甘，伏阙上书，不足以动政府，有时大张联合之雄风，倡言种种不承认、不纳税之要挟，然亦藏头缩尾，其和平更甚于政府之对外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原文为：“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盲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成虚度，软痈一杂，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激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见人人欢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必深创巨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这些报纸的创办、查封、更名、再查封、再更名的过程，也是这些报纸影响力逐步扩大的过程。报纸用惊世骇俗的革命言论社评一些事件，揭露事实真相，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清政府企图掩盖真相，抓捕主编，查封报纸，更加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恨，湖北和全国均呈现出一触即发的革命形势。

共进会成立于日本东京，以同盟会的宗旨为宗旨，同盟会的总理为总理，采用同盟会的办法，于各省设分会，分会负责任为该省起义后的都督。其成员多为同盟会中分化出来的，于1907年另组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团体。在革命理念上遵循同盟会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排满”的思想。把重心放在军营，以联络军界为唯一宗旨，任命黄申芗为军界中心，彭汉遗、查光佛为联络，查光佛用孙中山的名义，任命十二个人为大督尉，在各处进行活动；黄申芗在军队中以联络帮会方式进行。先换帖拜把 ，逐渐灌输革命思想 ，直到填愿书入会为止。共进会的刊物《湖北日报》连续刊载向炎生的政治漫画《石龙》和《怪物图》嘲讽鄂督陈夔龙和彪统张彪。诗画一出，民众争相购买。

组织成员的交叉更替。在以上这些革命团体转承启合的过程中，能让革命思想和方针一脉相传的还有组织成员的交叉更替。比如，曹亚伯、余诚、孙武、既是科学补习所成员，又是日知会和同盟会会员；刘静庵、张难先、时功璧、季雨霖、冯特民等既是科学补习所的成员，又是日知会的成员；范腾霄、梁钟汉、冯大树、吴昆、宋开先等既是日知会成员，又是同盟会会员 ；田桐、宋教仁、吴禄贞等既是科学补习所成员，又是同盟会会员，宋教仁等既是科学补习所成员又是同盟会成员，宋教仁创建科学补习所、创办革命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翻译《日本宪法》《俄国之革命》《英国制度要览》等，《二十世纪之支那》在同盟会成立后改为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与黄兴等成立华兴会；主持同盟会的日常工作等等，是武昌起义发生后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随着革命团体的更替，这些交叉更替的革命者将从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武装反抗的革命思想和“运动新军”革命方针在不同的组织中进行衔接和传承，革命队伍和革命力量在传承中不断壮大，让为“执干戈以卫社稷”而编练的湖北新军，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温床，至辛亥革命前夕，湖北新军士兵约三分之一参加革命团体，三分之一受其影响，成为反清的革命力量，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结 语

清末的统治者为了维护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秩序组建了新军。新军由有知识、有文化、有志气的年轻人组成，是有洋枪、洋炮等新装备、有新式练兵方式的军队。他本身为了挽救封建统治的，不具有革命性，后来为什么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了呢？

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是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以下简称工八营）的士兵，在这一枪打响之后，工八营的正目（班长）熊秉坤率领士兵出营攻打楚望台军械库，推举工八营左队队官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攻打总督署，引起二十九标、测绘学堂、三十标、四十一标、炮八标、马八标等等各标营的响应，经过一夜激战，武昌全城被攻克，在次日，革命军的九角十八星旗飘扬在武昌城头。

从表面上来看，武昌起义的胜利更像是新军的策反。实际上，这个策反之所以取得成功，得益于内外因的共同作用。

内因之一是新军士兵的来源。新军招募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青年，而他们正是科举制废除前后的经历者。科举制的废除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废除了八股，将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和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成为新式学堂的必修课程，更新了教育内容，拓宽了学生的眼界和认知空间，让受教育者更容易接受新知识、新思想，在思想更新的过程中，看到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入侵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危害加上革命者“运动新军”的宣传，进而激发了他们反侵略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很容易加入革命者的队伍；一方面阻断了科举制度下的应试者群体通过科举考试跻身上层社会的途径，激发了他们对清废除科举制的无奈和清政府的不满，在新军招募时，他们便纷纷投笔从戎穿上军装走入军营，用“人在曹营心在汉”来形容他们的状态是比较贴切的，这种情况下，革命之风哪怕是微风，也会将他们卷入革命的洪流。

外因是诸多革命团体的革命宣传。如花园山聚会、科学补习所确立的以“革命排满”为宗旨， 以“运动新军”为方针；日知会通过各种方式将其进行广泛传播，群治学社将其进行实施，在新军内部设革命机关，利用乡土关系发展社员；振武学社社员遍布新军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各标营……湖北新军的大部分已革命化，最终以新军官兵为主的文学社与遵从同盟会纲领的共进会两大革命团体联合，革命小溪汇合成洪流，以不可抵挡的力量冲向腐朽的清王朝，清王朝的轰然倒塌成为必然。

武昌首义之后，各省的武装起义力量纷纷响应，有的直接由新军领导，有的是在新军的支持下进行，就这样，清政府苦心孤诣编练的新军纷纷倒向革命，使清末的新政有了“种豆得瓜”的收获。

参考书目：

1.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2011年9月
2. 冯天瑜 张笃勤：《辛亥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
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等：《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