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章拟以19世纪末期由西方传教士在天津创办的一个天足会为切入点，借助《京津泰晤士报》这份珍贵史料，探讨参与这场反缠足运动的各种群体如何凝聚在“放足”这一宏大话语下，借机言说自己的诉求，并强化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其中，西方男性（包括政治家和传教士）、西方女性以及接受新式教育的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因国籍、教育背景、性别的不同，对缠足和反缠足的理解和宣传存在很多差异。西方男性更多地从宗教的角度，将缠足视为一个空洞的中国习俗；西方女性传教士则将之视为一场女权主义的斗争，立志与男性霸权奋战到底；而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则将缠足视为家国事务，试图掌控对中国女性的主导权。这个短暂存在的天足会，就好像是一个大世界的小缩影，反映着各种权力关系在其中的磋商。
出版日期
2016年03月13日（中国期刊网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