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两年的长篇创作被认为呈丰收景象，一些著名作家纷纷推出重要作品，如贾平凹的《秦腔》、刘醒龙的《圣天门口》、莫言的《生死疲劳》、余华的《兄弟》、铁凝的《笨花》、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阎连科的《受活》《丁庄梦》、东西的《后悔录》、阿来的《空山》、范稳的《水乳大地》《悲悯大地》、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毕飞宇的《平原》，等等。这些长篇不但相对集中地出版，而且有一个明显的共同倾向，就是绝大部分作品都有着强烈的“史诗化”追求，或为当下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存照树碑，或重述一段漫长的中华民族近现代史，或借原始民族的神话历史吟唱自己心中的挽歌……在距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变革”近二十年后，当代文学的创作重新出现趋向“史诗化”的热潮并非偶然。这说明，“宏大叙事”虽然解体，
出版日期
2006年06月16日（中国期刊网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