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契丹、女真族入主北国之地,如何避免"夷夏之辨",使得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能拥有一个共同接受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贯穿其王朝始终的主题.而佛教恰恰成为诸民族共同认可并信奉的文化图腾,由此辽金两朝大肆崇佛,造寺立塔,供佛饭僧,联邑结社,雕版印经,形成了既有传统佛教内涵又有其鲜明民族区域特色的民众信仰,我们可以把其称为"辽金佛教文化圈".在这一文化圈中,权力机制推行着独特的宗教政策,崇奉与限制并举,辽代佛教的过度膨胀成为后继者金朝统治层的一条警戒线,僧官制度的展开与律学大师的涌现成为可圈可点的篇章,由此也使佛教在这一特定的时空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

简介：佛法的总纲是戒、定、慧三学。修学佛法的次第是持戒修定,开发智慧。所以,又叫此三学为三增上学。所谓戒,是戒律,防非止恶叫做戒;所谓定,是禅定,静虑澄心叫做定;所谓慧,是智慧,研真断惑叫做慧。戒定慧三学应以先修习戒学为基础,所谓由戒资定,依定发慧。戒为定慧之基,定生后,戒即与之相应而成为定共戒;慧发后,戒即与慧相应而成为道共戒。三学之中,戒学为首,可以知道戒律在佛教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故《华严经》上说:“戒为无上菩提本。”学佛的目的,就在于求解脱、了生死,证得无上菩提,所以无论出家众还是在家众部必须以戒为师,以严持戒律为根本;如舍此求定慧,无异舍本逐末。

简介：在玉佛寺佛教制度建设史上，真禅法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其丛林建设的理念与实践，既是对太虚大师、震华法师僧制建设思想的承继与展开，也是对玉佛寺今日弘法利生事业的奠基，以及对僧众学修路径的指向。他的思想中蕴含了佛教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展现着当代佛教制度建设的尝试与实践，昭示了中国佛教在新的时节因缘下与社会的协调与适应。本文分以下几个部分：第一，注重制度建设是玉佛寺之传统家风。近现代玉佛寺云集了太虚、震华一大批法门龙象，他们在僧制建设上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经验，成为日后玉佛寺中兴期可供借鉴的宝贵财富。第二，真禅法师在玉佛寺开始了他的佛教制度建设的伟业。四十年代初，玉佛寺住持远尘法师退居，震华法师继任，召真禅法师到玉佛寺协助其办理上海佛学院。真禅法师受任为佛学院训育主任，并担任玉佛寺堂主、代理副寺，成为震华法师的得力助手。真禅法师当选为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任玉佛寺住持。结合上海为这一中国商业都市之首的具体特点，创造性地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设，为上海佛教以及中国当代佛教的建设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简介：佛陀创教，戒律以金口所宣，成为教团和合之内在基因。制戒十利标识了戒律制定之原由，略带头陀行色彩的苦修思想成为弥漫于僧团的普遍氛围。严持净戒，自求证果，是根本佛教时期的修行特征。然至佛陀灭度，因弟子赴各地传教之需求，一味之戒律有所改变，“小小戒可舍”成为戒律改革的先声。至部派佛教时期，各部律本产生，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结果。大乘佛教兴起，与小乘各执其律，印度佛教呈现出鲜明的特色。佛教初传中国，其所遭遇到的最大阻力或责难在理论层面上便是伦理观念，而具体呈现出的实践层面便是可闻可见的戒律制度。印度戒律中许多戒条并不符合中土风俗，随后历代僧制的产生，律宗三家的成立，以及百丈清规的确立，皆是对印度戒律的变革，是依据当时僧团的实际理地而创制的。日本佛教自鉴真东渡而有戒法弘传。但至平安时代，最澄施行僧团戒律改革，弃舍小乘戒律，首次建立纯大乘菩萨圆顿戒，于戒法别具匠心。到缣仓佛教，有道元、日莲分别开展的单受菩萨戒传统，又有亲鸾所立“无戒之戒”的修行法门，突破了大乘圆顿戒传统。此后，日本佛教无戒之戒风行草偃，为教团与社会民众所接受。对印中日戒律观演变进行考察，其演绎流变乃是基于时代的选择与历史的必然。印中日佛教发展演进的历程所昭示的是佛教的应世性与圆融性，最大限度地适应本土社会现实是其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社会需求、时代精神将最终成为佛教戒律观演进的仲裁者。佛教与社会的和谐互动才是“正法久住”的根本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