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黑格尔哲学声称把握绝对知识,但又承认哲学不外是以思想把握时代,哲学家也不能超越所处身的独特历史条件。为了尝试疏解这个表面冲突,可将作为黑格尔的系统基础的《逻辑学》视为一套庞大的范畴体系;分析康德的范畴论及其理论预设,则有助于显示黑格尔理论的独特之处。有别于其他理性主义者,黑格尔不接受有任何先验而终极的原则可用来建立哲学系统和完整的范畴论,而是认为只能在具体的哲学史发展中把握概念,然后整理出一个系统。因此,哲学只能回顾思想和历史的发展,把握当下的时代精神,这种历史理性才是把握绝对知识的正途。通过理性的历史条件来理解黑格尔的绝对性概念,黑格尔哲学可重新被解释为一种开放的和需要不断更新的哲学思维方式。

简介：信号是流动的能量,信号携带信息,信号传输是知识成为可能的基本前提。感官系统和意识的产生依赖流动的能量,流动能量携带信息即为信号,信息量和信息内容是信息的两大基本要素,信息内容随感官系统和意识的选择而转化为意义,意义的初始形态是现象,现象使知识成为可能,由此可知,信号传输使知识成为可能。

简介：在1787年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的＂超验演绎＂部分,康德着力考察了知性范畴的运用条件,从而引出了对于观念论哲学极为重要的自我意识的难题。作为康德哲学问题意识的直接继承者,费希特在他的知识学系统中直接将在康德那里仍然处于后设问题的自我意识论题中心化,试图摆脱康德哲学中过于浓重的传统哲学的阴影,以崭新的方式去处理这一论题。以费希特于耶拿时期写作的两版＂知识学＂中关于最高原则公式的讨论为中心展开考察,可以揭示在何种意义上费希特解决了康德遗留的困难并超越了旧的哲学问题域的。

简介：基于大数据的知识表征不仅凸显知识的精神特质，而且凸显知识生产特质、实践特质和规范特质。多元的大数据主体使知识更加复杂，数据的主体多元性在客观上要求数据共享，而实现大数据共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数据的主体多元性使大数据仓库的客观性越来越复杂。关联的网状大数据彰显知识的客观性，基于大数据知识表征的客观性不仅来源于关联的大数据形态，而且来源于经验世界的大数据、主体与经验世界关联的数据、主体问数据的客观实在。强语境依赖的大数据彰显知识的相对性，基于大数据知识表征依赖大数据产生的时空语境，基于大数据知识应用具有应用空间的相对性。大数据知识的实践应用彰显知识的社会规范性，应遵循客观性、公有性和社会性及技术层面、组织层面的制度规范。基于大数据的知识表征不仅彰显大数据工具的个性特征，而且具有普遍知识的本质特征，是对人本主义和外在主义知识论的超越，是关联分析和因果分析的辩证统一，并具有实践意义。

简介：“先验-偶然知识”是克里普克研究指称理论时做出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认识论断言.“标准米”“海王星”与“朱利叶斯”是与三大指称理论密切相关的经典案例.断言与案例的合法性问题共同构成当代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的热点与难点.指称与指称对象的区分是一个新颖的方法论,借助它不仅可以澄清三大经典案例合法性论争中的混淆与错解,而且可以为先验-偶然知识何以可能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简介：《文心雕龙》中的《宗经》一篇围绕以圣王及其经典调教文人的主题,教育的落足点尤其在于引导文人的心性也即文心。刘勰的主张乃针对文人时代开启以降,个体性文心偏离经典所导致的文弊状况,提倡回到圣王经典中汲取教化,通过个体文心在经典的涵泳体味中被塑构,文人个体体性与重树圣王经典权威两种诉求得以综合起来,以是,纯粹个体文人也相应被塑造为君子—文人。

简介：海伦·朗基诺（HelenE.Longino）,女,国际知名科学哲学家。1973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任职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哲学系（2005—至今）,C.I.Lewis教授。她曾经担任斯坦福大学哲学系主任（2008.09—2012.08）,美国科学哲学学会主席（2013.01—2014.11）。主要研究领域为：科学哲学、社会认识论和女性主义哲学。代表作有：《作为社会知识的科学》（ScienceasSocialKnowledge,

简介：德行教育预设我们能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并加以贯彻实行。知而不行的事实。使得道德自律的可能性遭到质疑。以价值灌输或行为规训做为保证知行一致的教育手段．这种德行教育的迷思普遍存在。首先批判来自知行双轨论的教育学迷思，并透过柯尔伯格（LawrenceKohlberg）的知行同轨论，说明知行不一致的现象其实只代表：道德判断是道德行动之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借助布莱西（AugustoBlasi）与蒂尔曼·哈贝马斯（T．Habermas）对于道德行动之充分条件的探究，最后将指出，以自我本真与群体团结做为基础的责任判断．才是德行教育真正的基础。

简介：2016年10月10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第70期“科学·社会·人文”论坛特别邀请了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吉拉·谢尔（GilaSher）教授作了题为《基础整体论：

简介：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如果说目前哲学在青年那里不受欢迎，也得不到社会的重视，那么问题主要是哲学不能反映时代的要求。哲学自身的问题在于它由反思的批判活动逐渐蜕变为单纯的知识记忆，从而使哲学变成了非哲学。进行哲学教育改革，就应该提倡以哲学的方式进行哲学教育。

简介：2012年10月27日,作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系庆活动的重头戏之一,＂哲学教育与当代社会——世界大学哲学系主任联席会议＂在北京大学博雅国际酒店隆重召开。本次会议邀请了很多国内外著名高校的哲学系主任和一些国际知名的哲学家或哲学教授与会,大家围绕大学哲学教育展开了研讨。

简介：弗洛伊德曾著有《梦的释义》一书,解析了梦的原动力何在。我在多年前就买了最早的中译本,记住了书中的核心要义：梦与性之间的关系密切。我个人理解,这里的性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诸如受压抑的性情、受压抑的情绪、受压抑的精神、受压抑的个性,当然也包括受压抑的性欲,对实现美梦有极大的负面影响。

简介：世界若欲顺利迈向未来。我们需要有提升到更高境界的人性。这并不是过去人们所认为的“成年”而已。笔者先前曾就中美教育所共同面对的一个挑战与一些华人学者进行过交谈：那就是现代性并不能培育出成熟的心性。④因为教育改革对于全球未来的发展极为重要，笔者在本篇论文中，试图在那些交流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美中未来教育改革的对话方向。笔者将提出三项基本主张，然后据此提供建议以为响应。

简介：在《哲学分析》杂志举行的第四届论坛上，王凤才、徐长福和韩水法三位教授分别就俞吾金教授的学术思想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质询．俞吾金教授一一加以回应：首先指出．尽管在自己以往的论著中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马克思哲学做出了不同的评价，但这些评价是自洽的，相互之间并没有什么逻辑矛盾；其次表明，在康德实践理性的语境中，尽管理念在涉及至善这一对象时起着构成性作用，但在通常的情况下，理念却起着范导性作用。最后叙述了批判与构成之间的复杂关系：没有批判上的深邃见解，不可能有构成上的合理观点；反之，没有构成上的合理观点，批判也难以击中要害：并指出，构成性的观点也需要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加以调整，不能教条式地加以运用。

简介：系统说理发展出专门论理的方式。其核心在论理词。比较一下“寻找钱包”和“寻找自我”、“把蛋糕分为平等的两份”和“人生来平等”，不难看出“自我”和后一个“平等”是论理词或语词的论理用法。考察了几种主要的论理用法。总体上说，论理词的意义不尽受日常用法约束．而多多少少是根据某些道理设计和规定的，要掌握论理词的确切含义，就需要了解它背后的理论。由于论理词较少受日常用海约束，若不加自律，论理领域很容易出现新语词新用法的癌变．从而降低论理的公共可理解性。最后建议论理者尽可能少创新语汇、新用法。如确需新创，最好用可感的语词及搭配创造合成词，尽可能与普通语言保持联系。

简介：2013年10月1日清晨，大约11万名各地民众冒雨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国庆节的升国旗仪式，场面隆重。但升旗仪式结束以后，广场上留下了5吨垃圾，令人遗憾。

简介：哲学与游戏看似毫不相干,两者却蕴藏着概念关系。首先,借助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可以发现游戏与哲学之间诸多相似处。其次,借助休茨关于游戏的定义,也能将哲学归类为游戏。但将哲学视为游戏会面临诸多挑战。游戏中的目的是微末的,而非取效的。但哲学应有一定的实践意蕴。这也就构成了价值难题。即便面临这个难题,仍有诸多方式可以关联游戏与哲学。

简介：所谓“中止说理”，一种是强制中止．另种是自愿中止。所谓“实践智慧”主要不指前者，而指后者。当然，实际情况往往居于二者之间。概略地说，问题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论理哲学的活动模式，通过辩论、讨论、对话方式进行，其中说理在原则上是不被中止的；第二个层面是意识形态的活动模式，通过博弈方式进行，其中说理是被强制中止的；第三个层面是实践哲学的活动模式，通过协商方式进行。其中说理是被自愿中止的。这里包含两种情况，一种是弱自愿中止，就是搀杂了强制中止要件的自愿中止，以谈判（讨价还价）为模型；另种是强自愿中止，就是纯粹自愿中止，以协商（求同存异）为模型。

简介：卢梭的同时代人对追求幸福的解释往往把幸福界定为减轻不幸或者通过娱乐回避不幸。数学家莫佩尔蒂试图用数学方法计算出人类生活的幸福与痛苦,从而主张追求幸福只会增加欲望与满足之间的间隔,进而用斯多葛式节制欲望的方法来追求幸福;霍布斯认为没有完全满足的欲望,幸福是从欲望到欲望的权力欲求。卢梭则主张用当下的享受来代替追求幸福,用新的关注我们自身的方式来代替娱乐并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他认为,延迟满足而不是追求满足才能经常增加幸福,从而为追求幸福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

简介：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将于2016年5月28日-5月29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联合主办“事实与证据：哲学与法学的对话”国际研讨会。我们诚邀对事实与证据问题有研究兴趣的中外哲学家和法学家积极参与,共同促进证据科学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