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旨在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结合的角度分析菲律宾提起的南海仲裁案及其对中国在南海争端解决问题上的立场的影响，其立足点是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现有的国际法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本文认为．对国家利益的认识要认识到其分类分层次的特点。同时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应尽量通过以符合国际道义和通行国际规则手段来进行．而当代国际法在整体上已经与各国的国家利益大致吻合。对大国来说，国际法还是结盟、遏制和反遏制的工具，也是号召世界的道义力量。在这种认识之下，中国在南海争端解决上的立场，除运用实力外，还要注意国际法的运用，转变观念积极而有技巧性地参与国际争端解决过程。首先要加强相关问题的基础法律研究，在中国的“历史性权利”和“九段线”问题上发展出一套符合当代国际法原则的说辞。其次可以在不接受仲裁庭管辖权的前提下，仍然派出强大法律团队参与到管辖权问题的审理过程．充分将中国的法律理据向全世界阐述，并影响仲裁庭的组成和审理。

简介：对难民的国际保护在现代国际法中才出现，但它是目前全球关注的现实问题。难民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有其特定含义，难民地位的取得有其特定的甄别程序和甄别标准，取得难民地位的人应受到有关国家或国际机构的帮助并取得相应的法律地位

简介：作者根据国际法惯例和"9.11"事件后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以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就恐怖主义的性质、反恐与人道主义的关系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简介：作为利用海洋的有效手段，人工岛屿很早就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由于人工岛屿兼具“人工性”和“岛屿”的双重特征。因此往往难以同岛屿、船舶和人工设施相区分。国际法对于人工岛屿法律地位规定的演变，反映了国家海洋主权或主权权利与海洋自由的二元对立，其本质是世界各国对于海洋权益的争夺。本文旨在从国际法制史的角度，透析人工岛屿法律地位的嬗变历程，突出人工岛屿在国际法上的本质特征，彰显国际法的基本发展思路。本文认为，人工岛屿法律制度的变迁映射了国际社会对于海洋归属认识的转变，其形成与发展是各国、各利益集团之间不断协商、博弈、求同存异的结果。国际法的与时俱进有赖于国际共同体各方秉持善意、公平、平等的原则，在国际法制的框架内，形成以共同同意为基础的国际法规则．

简介：本文从国际民间组织的特征及演变着手,分析了国际民间组织在国际法中的法律地位问题,并通过研究国际民间组织对国际社会及国际法秩序的影响,论证了国际民间组织具有一定的国际法律地位.最后,提出国际民间组织为了追求更广泛权利而导致的对法律地位的追求,是为了国际法理想的实现.

简介：国家战争权又称为“诉诸战争权”，是指国家对外发动战争或决定对外宣战、参战的一种权力。传统国际法认为，战争是国家解决国际争端的强制手段之一，战争权意味着行使战争的绝对权力。战争权在历史沿革中经历了从被认为合法到进行限制再到被认为非法的过程，从绝对的“诉诸战争权”到对“诉诸战争权”的限制，再到国家“诉诸战争权”在条约中的废止。

简介：中国与东盟的能源安全合作已从现实和制度层面展开，但是仍然存在能源产品出口受到限制、能源运输通道安全受到威胁、南海问题向国际化方向发展等问题，应当注重国际法规范在保障中国与东盟能源安全合作中的作用，利用联合国条约体系、WTO协议和CAFTA协议，充分认识ECT和NAFTA协定的借鉴意义。

简介：中国经济社会的内涵式发展，国际社会组织性、“连带性”的加强，使中国的发展不可能走上传统武力崛起的道路。相反，中国对国际法（机）制的深度参与以及作为大国的“既富裕（总量意义）又贫穷（人均而言）”的混合身份使其能够成为国际制度的独特维护者和建设者。中国崛起是一个世界性话题，其崛起路径已经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法律、世界发展事业以至国际合作与其他制度建设产生了重要的法律影响。在全球化、法制化、人性化的时代，中国和平发展与普遍国际法的交互影响还表现出了重视人权、促进民主法治和全人类共同利益形成的共进趋势。

简介：菲律宾和仲裁庭滥用程序，强行推进仲裁，不仅严重侵犯中国作为《公约》缔约国的合法权利，完全背离了《公约》的宗旨和目的，损害了《公约》的完整性和权威性；而且严重破坏了当代国际法的基本结构和秩序，成为国际法发展进步的历史上一个逆潮流而动的恶劣案例。

简介：钓鱼列岛的主权归属问题在学术研究领域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证并不断深化的长期而复杂过程。关于甲午战争后钓鱼列岛的归属问题,日方提出中国从1895年至1971年的76年间没有提出过主权要求,还说1920年的'冯冕感谢信'、《人民日报》的文章和1960年的地图等资料都证明曾经默认过钓鱼列岛属于日本。其实从日本在甲午战争期间曲解国际法关于先占的原则秘密'编入'钓鱼列岛和所谓'尖阁诸岛'名称的由来看,所谓中国76年间没有提出钓鱼列岛主权要求的说法并不属实,关于甲午战争和二战以后中国的态度,可以从国际法角度做合理说明。

简介：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与相互影响问题凸显,其主要特点是：相互转化的速度加快,范围更大,涉及的领域也更为广泛;更易于发生在地理上毗邻,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经济体制、文化与意识形态相近的国家之间;往往会产生影响持续扩大的＂蝴蝶效应＂;其产生的影响和后果具有因国家而异的非线性特征。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的传导机制包括：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背景下的经济传导机制;少数大国对于国际事务进行干涉与插手而形成的政治传导机制;基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迅速发展而形成的信息传导机制;示范效应机制等。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与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对于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对此,中国应当建立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目标,确定国家安全问题领域应当关注的重点和优先次序,并建立科学的预警机制。

简介：南海仲裁案后,中菲之间积极推进各项务实合作,包括备受关注的南海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合作。但是南海仲裁案加剧了双方之间本身存在的关于南沙部分海域是否为争议海域的分歧,使中国在推进南沙海域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问题上面临更大困境。中菲政治关系的转圜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分歧,菲律宾国内对于仲裁案裁决的坚持,将对菲政府有关共同开发的态度产生很大制约。从菲律宾国内法角度来看,在菲律宾无争议海域的合作开发也受到其宪法的限制。与菲律宾进行南海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合作,可考虑在推进陆海一体化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探索多种能源合作的可能,拉紧利益纽带,降低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敏感度。在油气资源开发时,必须厘清争议海域与非争议海域,在争议海域坚持共同开发立场,探索共同开发的新路径,在非争议海域可遵守菲律宾宪法和国内法要求进行合作开发。中菲双方有关合作可先从无争议海域入手,逐步建立互信,再扩展到争议海域。

简介：过去十年间,无人机数量和战场使用快速增加。自2004年以来,美国利用无人攻击机在巴基斯坦境内定点清除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人员,在取得一定打击效果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平民伤亡。许多批评者认为,在巴基斯坦的无人机攻击不仅存在法律方面的问题,而且对南亚反恐局势产生了负面作用。本文试从国际法,着重是战争法的角度分析在巴无人机攻击的非法性及其影响。

简介：（联邦议会2017年第13号法令）2017年7月17日（缅历1379年4月24日）联邦议会颁布本法。第一章名词及释义第一条本法称为《缅甸联邦共和国内河航运法》。第二条本法涉及的下述名词作如下解释：（一）国家：指缅甸联邦共和国。（二）政府：指缅甸联邦共和国联邦政府。（三）部委：指联邦政府交通与通讯部。（四）内河航运局：指依据本法成立的属于国有经济组织的内河航运机构。（五）港口：指位于可供内河航运局船舶航行的各大江、河、运河和沿海城市或村庄的可供船舶停靠的港口。（六）船舶：指航运涉及的机动船、非机动船，也包括木筏、竹筏。

简介：国家（汲取）能力对国内冲突复发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和条件性的。这个关系受到方向相反的三个机制的影响：从长远来看,国家能力的提高会增加反叛者军事挑战政府的难度和机会成本;但在短期内,强化汲取能力的努力会增加纳税人的经济负担,导致他们对政府的怨恨和对潜在反叛者的同情;大量增加税收会降低国家和平承诺的可信度,危及冲突后的和平局面。作者通过大样本统计分析证实了这一基本假设。经验检验还发现国家能力对冲突复发的影响基本上是一个国内政治过程。前一轮冲突结果对之的影响尤其强烈。相反,国际维持和平行动和外来援助不仅无助于巩固国家能力对和平的积极作用,反而可能抑制国家能力独立的积极影响。

简介：里海沿岸五国为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在里海的法律地位和水域划分、油气勘探开采权、油气输出管道走向等三个问题上展开激烈的斗争,各国间利益冲突难以平衡.围绕里海能源之争,美俄之间的斗争将进一步加剧.

简介：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指导下,中国需要发展以＂有效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战略。有效国家安全战略应追求增强的安全、相对的安全、开放的安全、可持续的安全、全向度的安全、发展的安全、共同的安全、统筹的安全和避免过度安全化的安全。中国实现国家安全持续发展和有效安全应秉持的战略指导原则为：安全与发展共进,应对与进取并举,治标与治本兼顾,合作与反制并用,内部与外部统筹。中国需要减少应对性思维,增加进取性思维,在安全问题上学会不断转化和创造有利于自己的安全环境的能力。有效安全需要建立一个统筹、高效、专业、法治的国家安全体制,提升国家安全体制的执行力。有效安全的外部布局需要按照＂全向有序、内外兼修、能力相称＂的原则。通过阐述中国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网络安全、宗教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海外安全等十个领域的状况,实现有效安全的界定,存在问题的评估,并分别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战略举措。中国要汲取美国和苏联在安全问题上的教训,两者分别在冷战后期以及九一一事件后将局部安全问题扩大化、过度化,导致国力消耗,资源分散,能力不相称,最终使得安全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中国要重视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共进与互补性,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安全发展道路,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的安全智慧。

简介：国际社会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导致有关国家之间关系紧张，西方国家采取保护人权的国际行动造成了更大的人权破坏，背离了国际人权法的目标要求。国际人权法所面临的困境，根本原因在于国际人权法自身的局限性和法律实践中的因果倒置，目标和手段错位，将国际人权法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对立起来

简介：一、全球治理成为可能的几种治理因素“全球治理”这一命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关系学界逐步受到重视（罗西瑙在其著名的《没有政府的治理》中最早提出了“治理”的学术意义，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赫尔德主编的《全球治理》更深入地发展了全球治理的理论、领域以及制度。这一议题吸引了众多学者参与）。对于“全球治理”的概念有多种解释，有学者认为，“全球治理反映这样一种观念：各国政府并不完全垄断一切合法的权力。

简介：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不同类型的公共物品供给是国家对国民接受现存政治秩序和纳税的回报。长期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物品供给不妥或不足会导致国民的＂怨恨＂,破坏统治合法性,从而为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动员和招募打开机会窗口,激发国内冲突。怨恨不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自动消失。对于普通士兵而言,怨恨是否会平息或化解取决于公共物品供给的变化。无论是原统治集团继续掌权,还是反叛集团取而代之,改善公共物品供给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决定内战是否死灰复燃的关键因素。基于1947-2008年＂武装冲突数据库＂的＂生存分析＂支持了本文的基本假设,那就是公共物品供给显著地降低国内冲突复发的风险。经验研究还发现,战后和平建设主要是一个国内政治过程。国际战争、经济相互依存等国际因素会产生局部的显著影响,但作用并不大。国内政治物品的供给,尤其是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对于冲突复发的遏制作用远比其他类型物品强。相对于经济物品,社会福利物品能够产生及时的作用,和平效果明显。此外,族群冲突的复发受制于更多类型的国内公共物品供给,因此较之非族群冲突,实现持久和平的机会更多,相对更容易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