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尝试以汶川地震为主要案例,结合国内外多个其他灾害案例,阐明灾害社会学研究的两大视角,分别为灾害和现代性视角,以及灾害和社会变迁的视角。论文指出,人类行为的在先性(humanprioractivity),已经成为灾害生成的一个最主要的社会机制,因此,人类认知和行为改变,以及人类普遍的灾害预防努力,便成了我们理解灾害现代性的两大核心内容;其次,民族国家内部救灾努力的系统化和制度化,以及危机后紧急规范的引入,也是例证灾害与高度现代性之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第三,整个救灾社会过程的逐次展开,同时也是低度现代性和高度现代性相互遭遇的一个重要场合,因此构成了社会科学家实地观察社会互动的一个良好案例。在把灾害导致的社会变迁(及其后果)区分为三个层面——灾害相关的宏观社会动力机制、灾区中观社区形态变迁和灾民微观适应行为——之后,论文也对汶川地震所引发的多个类型的社会变迁做了细致分析。
简介:群众路线的制度化建设是贯彻群众路线与生俱来的难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人大制度和政协制度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中具有相应功能,均是群众路线制度化的载体和依托。人大制度、政协制度分别是中共践行群众路线的根本通道和基础通道。把人大制度和政协制度作为践行群众路线的两大基本制度来认识并进行建设,是攸关中国民主发展与政治安全的战略思维与战略行动。依托并强化人大制度与政协制度在践行群众路线中的功能,充分发挥这两项制度在践行群众路线中的独特而天然的价值,使之成为群众路线制度构建的根本通道和基础通道,成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安全通道,这是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的重大政治责任。
简介:4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表现为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弱国转身为强国;从闭塞走向开放;从一个落后的国家转身为一个先进的国家;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积极进取,呈现出继续发展、充满活力、独立自主的大国形象。这就是现实的中国形象。相对于习近平主席描绘的理想的中国形象,即“四个大国”形象,还存在着一定的落差。中国理想国家形象的建构,需要我们心无旁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还要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加强顶层设计,统一筹谋内外传播,将传播效率发挥到极致。
简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立法存在缺陷,证人出庭效果不佳。建议通过完善证人应当出庭的前置条件,确立有限的近亲属作证豁免权,明确拒不出庭作证的程序性制裁措施,并通过增加罚款、追究刑事责任加强对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制裁力度,重构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简介:本源意义上的农民,是拥有属于个人所有的生产资料或财产的独立劳动者。同时,由于农民是独立劳动者,对他们的这些财产须予以切实保障。过早否定农民个人所有制和农民个人财产权,曾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农村人民公社遗留下来的农村集体资产,产权不明晰,流失相当严重,既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壮大,也不利于保护农民个人财产权以及调动农民群众积极性。改革开放的探索证明:对其中的经营性资产必须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革,让农民成为"股东";与此同时,对农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要依据物权法中的用益物权,继续深化改革。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依法保护农民个人财产权,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积极性,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简介:论文以1906年旧金山地震为历史背景,从地震后唐人街的改造、灾后华人地域人口分布的变化、很多华工借此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机会等方面论述了当年旧金山地震灾难在给华人造成巨大的物质和精神伤害的同时,也给华人带来了些许机遇和变化。华人很快把这一悲剧性事件转变为重建一个新社会的契机。华人领袖借机重建唐人街,重建后唐人街的面貌焕然一新;灾后政府对华人的有限救助,导致大部分华人离开唐人街前往旧金山湾区附近的城市避难,华人的迁徙举动,部分影响了此后数十年间美国西部华人的人口分布状况;地震引发的大火,烧毁了当地民众的出生证明文件,一些华人借此机会,巧妙地获取美国公民身份,这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减缓了华人人口下降的趋势,部分改善了华人日趋老化的人口结构,使华人社会趋于稳定。
简介:如何让人大代表的约见权落到实处?东阳市人大常委会在约见制度建设、实践操作、跟踪见效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浙江金华东阳市李宅镇正在创建'花灯小镇',但李宅村口的粮站因年久失修破旧不堪,被鉴定为D级危房,不仅严重影响古建筑保护开发利用,而且存在重大安全隐患。通过代表约见.
简介:社会正义现状的研究,需要将公平与公正整合起来分析社会正义认知重心状况。在传统社会,民众社会正义认知重心的天平是偏向于公平一端的,认为结果的合理性高于程序,但是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结构的转型会不断推动其向公正转变。对社会转型时期民众社会正义认知重心变化的影响因素问题的分析表明,民众的正义观念与正义感受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正义观念就具有更强的公正导向特征,所感受到的程序不合理现象要更多一些;与农民相比,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工作人员的正义观念呈现出更强的公正导向特征;与西部地区居民相比,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居民的正义观念具有更强的公平导向特征,而且感受到的结果不合理现象要多于过程不合理现象;与农村户籍人口相比,城镇户籍人口更为看重公平问题,其正义观念呈现出更强的公平导向特征。相关研究发现对于促进社会正义认知重心的转型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