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依法执政的提出使得"执政"作为一个全新概念出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与此相应,与执政相关的同类概念还有执政权、执政党、执政者。那么,领导与执政、领导党与执政党、领导权与执政权、执政党与执政者以及党内、党外不同领域的区分等。这五对概念是研究依法执政的关键性概念,也是促进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关键性因素。领导与执政属于两种行为的区分,领导党与执政党属于两种身份的区分,领导权与执政权表现为两种权力的区分,执政者与执政党表现为两种角色的区分,党内与党外表现为两个活动领域的区分。当然,这一区分也是在相互有机统一基础之上的区分,其相互之间存在着既区分又融合的关系。

简介：我们把依法执政的实现形式概括为“合法性执政”与“合理性执政”两个方面的内容，两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合法性执政”是依法执政的基本要求，“合理性执政”是依法执政的必要补充与理论完善。鉴于“合法性执政”不足以全面完成依法执政这一时代课题，仅仅“依现有的法律执政”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认为“合理执政”的提出是必要的。“依完善的法律与制度执法”、“依党规、党纪执政”、依宪法与法律的原则精神执政等都是合理执政的重要内容，也是“合理执政”的现实表现与价值体现。“合理执政”是行政合理性原则在依法执政中的转化，“合理执政”体现了“差别对待”与普通民众对党的合理期待等，无疑，“合理执政”将对我国政党法治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简介：“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特征；它是我们党赢得人民支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也是一个只有开始而永远没有终结的课题。

简介：执政是掌管国家权力,现代国家的统治是以政党的形式来实现的,民主国家的执政者必须依法执政,中国共产党只有依法执政,才能执好政,才能长期执政.

简介：以战争、革命与宪法的关系为主题,从思想史的角度展开考察,可以揭示现代宪制的发生学。早期现代的战争经历了从宗教战争到国家间战争,从国家间战争到内战,再从内战到革命的演变。革命之后,形成了制宪建国、守护宪制和祛除宪制这三个宪法时刻,并可以归结为＂革命终结＂的宪制路径和＂不断革命＂的政制路径这两个逻辑路径。战争与革命具有重大的宪法学意义,西方与中国的早期现代的宪制构建,均离不开战争与革命的动力机制。但如何把战争法权转变为一种基于宪法的和平法权,而不是陷入激进革命的宪制覆灭之途,则需要真正落实＂革命终结＂的宪法精神。

简介：<正>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它以物理学、化学等科学知识的重大进展为基础,以纺织机、蒸汽机的广泛运用为主要标志。这次产业革命从英国开始,美、法、德、俄、日等国也在十九世纪内相继完成了产业革命。

简介：革命是一种有意识的、凝聚集体力量的变革行动,在革命后往往会出现一个制宪机会,革命者借此机会确立原则、重整秩序。比较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和中国辛亥革命革命后的制宪历程,可以看出各国革命者对制宪和宪法的态度大相径庭。美国革命后,革命者把握了制宪的机会,完成了革命向日常政治的转化,革命中倡导的自由原则也得到珍视。中法革命后,虽然也都很快制定并颁布了宪法,革命者的宪法观念和在制宪上的态度却有别于前者。国家陷入不断革命的困局以及由此引发的问题,不能完全归咎于革命本身,或因此否定革命倡导的原则。没有借助制宪机遇确立制约平衡的宪政机制,也没有把革命力量转化成一种建设成力量,是出现不断革命困局的重要原因。

简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历史实践后，面对执政基础、执政环境的变化对执政必然性进行的重新考量，体现了党对现代政党政治制度、执政党执政规律以及现代法治观念的深刻认识。依法执政的内涵是通过法律的执政、在法律范围内的执政、遵循法律程序的执政以及不违背宪法与法律的执政。

简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曾经三次来到陇东.他对陇东各民族、各阶层群众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亡政治主张,建立各种群众抗日团体和党的基层组织,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促进了陇东统战区的形成.

简介：<正>《北大法律评论》在本届编辑委员会暨主编任期内发生了一些改变,至少在外形开本和封面设计上与前几期有了很大的不同,而且进行了试验。姑且不论其他,这大概是评论自1998年创刊以来最大的一次破"例"。我深知这是一件包含很大风险的事情,因为一份刊物,无论是其面貌,还是其精神宗旨,是不能老改来换去的,那样,会让读者失去认同感而无所适从。评论的定位是一份北大法学院学生独立组织和编辑的法律学术期刊。囿于出

简介：刑事程序革命让沃伦和沃伦法院栽入史册,我们通过研究也获得一系列“普世价值”,然而这场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却是失败的.自由派大法官们几近相同的阶级出身和生活阅历使这场革命成为多数派的专政,贯彻革命始终的排除规则并没有为警察确立明确的行为准则,他们再一次证实了詹姆斯·布莱斯不言自明的真理:“法官只不过是人而已”.

简介：2013年4月至2014年1月，我到基层院挂职锻炼。在这九个月里，我切身感受到基层检察院和干警在执法为民，践行群众路线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自身也因此获得一些感悟与收获。老侦监的敬业精神长期与侦监科一起讨论案子，在感受侦监科这个团结集体的同时，印象最深的还是科里面一群老同志的较真精神。

简介：<正>主席、女士们、先生们:既然谢弗尔先生和基尔希先生都是政府代表,我将尽力以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的立场阐述这个重要问题。因为两位先生都是外交官,而我不是。我所代表的国际人权与民主发展中心已经被卷入反逍遥法外运动多年。我们的一部分工作是致力于保障和促进法律(《国际人权公约》[2],包括《世界人权宣言》[1]和两个条款[2])所规定的权利。我们一直在司法程序下执行这项运动且积极推动了专门审裁处和国际刑事法院（简称"ICC""法院"）的发展。我们决不接受位高权重者享有拷问和谋杀的权利,并在事后让自己置身于司法公正之外。

简介：陈忠实的《白鹿原》创作缘起于对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经验的反思。他由此试图以立足于循环与反复的“秘史”平衡1949年之前以历史目的论为基础的显白历史，核心是重新理解礼法与革命的关系。在《白鹿原》中，以白嘉轩为代表的礼法呈露与安顿人间善恶，但又同时隐含着对自身的否定；而以鹿兆鹏为代表的革命虽否定礼法，但在呈露与安顿善恶并进而转向对自身的否定这一点上，它与礼法有着同构关系。两者背后的共同基础则是立足于大地的“真正的中国人”及其无善无恶的“气性”。陈忠实通过展示礼法与革命这一相反相承的关系，表达了他对“真正的中国人”及其命运的理解；他在试图超越五四传统的同时，又深深地受限于这一传统。

简介：发端自20世纪后半期的＂结社革命＂见证了公民社会的全球复兴,拓展乃至重构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与制度空间。然而,现有的结社革命理论并没有能够认真对待公民社会组织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从主权的视角来看,结社革命固然是个人权利成长的历史表征,但它同样是一个主权观念不断被重塑的产物;另一方面,对公民社会组织与主权国家之间关系的考察表明,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则需要我们进一步从关系性视角反思主权的正当性,重解主权,乃至为公民社会组织的兴起提供合法性依据。

简介：本文以宪法与革命为主题,从政治思想史的视角对于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立宪建国及其不同路径给予了理论探讨,尤其对洛克、卢梭以及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宪制问题提出了基于政治宪法学的辨析,并进而勾勒了中国百年宪制的革命建国历程。本文认为通过革命而制宪,宪法终结于革命,宪政出场,革命谢幕,"革命的反革命"是现代宪制的精神实质,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革命各自实现了"革命的反革命"的宪制,而法国大革命则陷入激进革命的震荡之中,至于现代中国的百年宪制,这个"革命的反革命"还远没有完成。

简介：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革命。辛亥革命以后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也建立了自己的法制。这是一种现代法制，与中国古代的法制在法律体系、法律制度、法律语言等方面均有明显的差异。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这一现代法制有其独特的作用，主要是：废除清朝的古代法制，接续了清末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影响民国其他时期的法制等。辛亥革命爆发前，中国就已有租界与华界之分。辛亥革命主要发生在华界，这时华界的法制与租界的法制也有了差异。主要表现在适用时间和地域、法律体系和法律内容等方面。在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法制问题中，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方面，其中包括：中央法制与地方法制的关系、法制实施情况和法制精神值得弘扬等。

简介：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律师工作、生活带来了不少紧张因素。如业务量大，工作节奏加快，使律师精神上受到刺激，时常产生紧张性反应。律师在平常要注意对疾病的防治，保证好的身体适应工作的需要，平常要注意的有：一、要防止神经衰弱。神经衰弱是律师较为容易患的一种疾病。神经衰弱是由于长期脑机能活动过度紧张，从而产生的高级神经活动的动力失调。律师要经常赶写法律文书加夜班，这样就容易处理不好脑力劳动的劳逸关系。大脑得不到充分休息，时间一长，神经衰弱的症状就表现出来。为此，律师要尽量少加夜班，早题早起，加强体育锻炼，适当参加文娱活动，逐步增强体质。努力戒除一些不良嗜好，如吸烟等习惯。二、要防止颈椎病。对

简介：本文阐明了在电信和能源经济领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卡特尔法与管制法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下列观点,即去管制化对市场和竞争均可能有益。管制法既是公法也是私法,其规则不同于卡特尔法。在讨论网络行业的管制问题时,必须首先明确卡特尔法与管制法的关系。鉴于网络行业的特殊性,本文回答了网络行业的规制究竟是过渡措施还是国家的长期任务这一核心问题。

简介：本文阐明了在电信和能源经济领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卡特尔法与管制法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下列观点,即去管制化对市场和竞争均可能有益。管制法既是公法也是私法,其规则不同于卡特尔法。在讨论网络行业的管制问题时,必须首先明确卡特尔法与管制法的关系。鉴于网络行业的特殊性,本文回答了网络行业的规制究竟是过渡措施还是国家的长期任务这一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