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法家是战国时期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他们通过对法的定义、性质、起源、作用以及法与其它社会现象的关系等基本问题的论述,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法律观和一整套推行“法治”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其变法实践和建立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提供了理论根据。同时,他们基本是沿着现实主义的思维方法认识和观察战国社会的急剧变革,并以“法治”为杠杆,推动了当时的政治

简介：<正>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法律观念越来越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能量。因此,对中国传统的法律观念进行深入的研究,显得颇有意义。本文拟通过"刑"、"法"、"律"字演变的阐述,来考察先秦人的法律观念及特征。一、"刑"字的产生、演变——"刑"的观念文字是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语言是表达思维的最主要形式,不能脱离人的思维。因此,特定文字的产生、演变和发展,能够反映出某种特定的社会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认识。文字的产生遵循着事物、概念、语言、文字四者相递产生的规律、事物在先,然后在人们的思维中产生

简介：春秋战国时代,“法”由一个不甚重要的词语成长为诸子政治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墨子是实现这一转变的枢纽.他是先秦首位对“法”的概念进行理论反思,并将之治术化的思想家.其“法”源于技术知识之“佱”,而非周人正统语境中的“灋”.缘于对周制的不满,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墨子做出摒弃“德—礼”观念而对治术之学重建的尝试.由此而兴的“法”学,由于墨学的主流化以及其与新兴的治权化、私权化的社会风气带来的新理论需求的契合,被广为接受,并获得进一步发展.最终,“法”成为战国晚期各家治术理论的中心话语.

简介：春秋战国时期，许多经典文献中含有丰富的法学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学的萌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左传》、《国语》和《吕氏春秋》中的法学思想作了评析。

简介：先秦法家对法的论述具有概念性思维的特征,将公正、权利义务的明分、无私和善的内容嵌入了法的概念性内涵,且认为已经制定的法律应是完备而详尽的。刑无等级、不避亲贵、不别亲疏和功过、一准于法、禁止赦宥、禁止私议法律和法贵下断,是法家所主张司法公正的内容。公正的司法能定分止争,减少或防止纠纷的发生,能规范民众的行为、富国强兵、稳定社会秩序。

简介：礼治是先秦＂天人关系＂中人的因素彰显后形成的一种以礼治国的方式。先秦诸礼中,丧礼最具活力,它在形成中孕育了尊亲、爱人的人伦精神和权利义务相对应的法律思想,沟通了生养死葬之礼,具有凝聚及和睦家庭、宗族的自治功能。随着宗谱被确立为国家纲纪,服制辅助君统和分封制,确保了君统承嗣有序及边疆稳定,还推动着大宗法社会向＂士农一体＂化的小宗法社会过渡。先秦服制不仅为后世治亲以安邦构筑了总思路,也是涵养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简介：“仁”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观念。尽管关于甲骨文中有无“仁”字尚无定论，但是甲骨文已经有了“仁”字的原形。从“夷俗仁”、“相人耦”的风俗习惯入手，可以发现灸、爽、乘、化、尼、吊死个字形，分别是东夷民族二人相亲、抱哺其子、抵足而眠、靠背而卧、男女之爱、追孝父母诸风俗的写照，它们共同成为酿造“仁”的文化土壤。西周有“心”符之“德”源于并超越殷商无“心”符之“德”，其强调“环保小民”、“以民为鉴”，可能系受东夷“相人偶”精神的影响。西周的“德”字与战国时的“恙”（仁的古字）之间存在联系。“恙”最早拣于母亲对胎儿的关心。从人从二的“仁”字，最早见于西周晚期的《夷伯夷蓝器铭》，比学术界公认的首次见于战国时期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中的“仁”字，要早约五百余年。“仁”经过孔子的加工上升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和推动中国古代社会从野蛮不断走向文明的精神支柱。

简介：在揭示现代法治的起源和理念时,先秦法家的观点往往作为对立面而成为历史批判的靶子,我国法学界对“法治”和“法制”、“依法治国”和“以法治国”、“形式的、浅度的法治”和“实质的、深度的法治”等概念所做出的有意区分既加重了对先秦法家的打击,也中断了一种法治思想的文化连续性的思考方案。事实上,先秦法学关于以国为国、以法治国的基本主张开启了实证主义法学的先河,同时也为人的行为的分治理论和共治理论奠定了基础。

简介：中国自古是一个农耕社会。在两千余年的时间里，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法律等上层建筑均打上了农耕文化的烙印。先秦农家是作为诸子百家争鸣中唯一一个以农业为术业专攻的思想流派，是无法将其从法律思想史的视域中排除的。从先秦农家的始祖神农氏的传说及代表人物许行的思想中，仍能发掘出些许法文化事项。

简介：胡适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聚光灯式的人物。胡适对先秦法家的理解,既是其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重新认识中国法治与中国法家的一个切入点。胡适以西方学术的视野理解法家,以“讲法治的书”与“法理学家”定性法家。胡适对法家之名的质疑,对法家身份的认定,对法家人物的辨析,对法家哲学的分述,对法治逻辑的梳理,对“韩非学”的概括与归纳,都具有思想史意义。胡适关于法家的著述主要集中在1917年前后。在一百年后的今日回望胡适描绘的法家思想肖像,不仅有助于接续先哲学思,而且可以为法家学说与法治理论的再研究确立一个不容忽视的思想参照。

简介：雅典是古代希腊城邦文明的典型。到古典时期,雅典已经发展出比较完备的古代民主制度。本文通过对古典时期雅典的六种惩罚类型——死刑、不受法律保护、流放、监禁、没收财产(财产充公)、罚金——的梳理,以认识古典时期雅典法律制度中的惩罚体系的具体构成情况。

简介：<正>所谓腐化是指国家官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犯公认准则的行为。这种行为是对公民利益或国家利益的侵犯,同时也违反了公认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腐败现象的严重化乃是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化的一种表征,其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公职官员没有自律感,缺乏操守,妄取份外之利,不尽职内之责。

简介：检察改革已经走过恢复重建检察规范和以检察机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阶段，而将进入以检察体制改革为主的攻坚克难阶段。新时期检察改革又必将要在过去改革成果的基础上向前推进，由此决定，新一轮检察改革进路的确定，要体现补强与拓展相结合、符合检察规律、提升检察执法公信力等原则的要求，具体围绕检察机关的组织结构、检察办案细织、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和检察职业保障的改革而展开。要通过改革，增强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的科学化程度，彰显检察权的司法属性，确立检察官的司法官地位，凸显检察一体的特征，增强检察执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简介：中国自清末以来，关于如何借鉴西方制度，是中体西用还是全盘西化．众说纷纭。时至今日，还有人讨论西方的政治制度能否移植的问题。这种观点需要重新审视。实际上，让每个人有尊严生活的民主政治制度，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培育这种制度的土壤。先秦中国不例外。之所以先秦中国与古希腊雅典形成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当时两地强者、掌权者追求政治利益的主观欲望与维护既得利益的客观统治手段的差异所致。客观统治手段的差异，包括对被统治者的欺骗技巧是否高明以及是否采用斩草除根式的残暴镇压等。强者、掌权者的主观欲望与客观统治手段的差异，决定了先秦中国与古希腊雅典形成不同的政治制度的结果。

简介：一、问题的源起由于分属于不同的文明圈,传统中国和葡萄牙属于异质的法律文明。然而,“大航海时代”以后,尤其是1553年之后,这两种来自于不同文明的异质法律文化之间开始产生了接触。由此,两种法律文化之间的碰撞和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葡萄牙法律文化是西方法律文化的代表,中葡法律文化的差异实际上也是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差异一旦发生接触,碰撞和冲突便接踵而至,而这正是不同的法律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在碰撞与冲突之中,不同的法律文化得以认识到各自的优势和不足,进而实现法律文化的融合与创新。中西这两种异质的法律文化在澳门地区经历了从交往到冲突、再从冲突到消解、又由消解最终走向融合的一个客观过程。澳门法律正是在中西法律文化的冲突、碰撞与融合的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

简介：在现今裁判方法的研究中，传统方法论鲜受重视。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充分展示了《天道》所含原省模型乃传统裁判理论的核心，呈现了道墨两派判案逻辑的不同，及道家批评墨家的原因，揭示了道家反对机械的逻辑实证手段，以求索“法意所随”达到个案公平的合理性。展示了道家以司法调制取得客观认识的基本模型。

简介：清末民初,通过对国外著作的翻译和阐述,人权概念传入中国,这时期的人权研究主要是借用人权概念反对专制制度,对于人权的具体内容认识较浅。随着研究的深入,人权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被研究,人权的含义不断丰富、完善,人权包含的内容也逐渐从生存权等自然权利向言论自由、人身、出版等民主权利扩展,并且开始讨论人权及相邻概念的内容,如人权与国权、人权与民主、人权与法治等。研究近代中国人权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对我国今后人权思想的研究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所搜集资料为限,根据民国时期人权研究内容从简单到丰富这个角度,试对民国时期的人权思想史作一个简单的梳理。

简介：<正>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以后,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以构建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为内核的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法制经济,因此,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税收法律体系势在必行,为此,从去年开始,我国在税制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陆续颁布了一些重要的税收法律、法规及有关实施细则,开始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税法体系。

简介：从嘉庆到道光时期,承担裁判职能的官僚认识到,历来的裁判措施已经难于应对盗案增加的局面,因此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基于这样的立场,这一时期的盗案裁判发生了种种变化,或者说有些变化在这一时期变得显著起来,如报告案件发生之通禀、现场勘验的委任、上申地的变更、解审地的变更、窃盗等案件解审的部分免除、恭请王命与就地正法、锁带铁杆与锁带石墩、保障经费、条例规定形式的变化等。这些变化来自直面裁判经费不足困境的地方官的奏请,这些个别性对策最终得到了皇帝的承认,以所谓弥缝式的形式发挥着作用。其整体特征体现为重刑化倾向、省内管控的增强和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分权化等。

简介：在夏、商、周三代，统治者已经认识到了对国家各级官吏进行监察的必要性，并开始利用各种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许多职官普遍负有监察职责以及舆论监督的相对发达，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思想文化的发展与进化，对监察重要性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许多思想家阐述了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观点和学说，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监察思想。同时，随着御史职权的扩大，监察制度开始呈现出了雏型。这一切都为秦汉时期监察制度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充分的理论和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