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刑法解释对象虽可能依附于概念厘定,但却是一个独立的议题,现有的刑法解释对象理论大抵可归结为一元论、二元论。刑法规范或刑法规定等一元说混同了刑法渊源,且有语义重复和循环论证之嫌,与刑法解释目标相脱离,与方法论的解释立场不合。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所组成的二元论深受哲学诠释学的影响,但从刑法解释主体、刑法适用与刑法解释的差异、规范阐明和事实认定的不同和刑事诉讼认知规律看,案件事实认定作为独立的刑事司法活动,应不属于刑法解释的对象范围。而刑法学研究对象、从罪刑法定原则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刑法分则解释的原理、体系性的思考方法、目的与手段的合一性看,刑法解释对象宜为罪责刑关系,而刑法解释目标是罪责刑均衡。在规范刑法学看来,以刑法学体系为依托的刑法解释范式充满了体系性的自洽和公正价值的关切。

简介：正确理解醉酒驾驶犯罪之关键在于把握其情节犯特征。醉酒驾驶法条表述无“情节”字样，仍属情节犯，其情节就是“醉酒”。醉酒驾驶是严重的酒后驾驶行为，后者本是交通违法，前者是对“醉酒”程度的严重交通违法犯罪化——此种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立法衔接关系表明，醉酒驾驶不能适用总则第13条“情节显著轻微”。同时作为抽象危险犯的醉酒驾驶，抽象危险的认定全凭行为，即达到“醉酒”程度的“酒后驾驶”行为就证明存在抽象危险，足以构成犯罪，至于其中的危险大小区别，至多影响量刑。

简介：基于犯罪预防需要，有必要在刑事领域就与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法律关系相似的不作为犯罪要素进行研究。网络技术措施是网络时代维权的重要手段，也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维护网络秩序的核心义务，应当在明晰相关技术环节的基础上提出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犯罪行为的司法判断规则。必须积极探索不作为犯罪义务来源的合理限制途径，在合理打击网络犯罪与保障犯罪嫌疑人实体权利之间，寻求刑法制裁合理扩张与限制的平衡。

简介：长期以来，在刑法解释过程中，各解释方法均是平行而论且择一采用的，但是以何解释方法之结论为司法之准据让人费解，此问题也难免导致刑事司法的任意。究其原因，刑法学界迄今并未构建起教义学意义上的刑法解释方法体系，该方法论体系之建构无疑会有助于限制刑法解释结论的任意性。以文义解释、体系解释以及目的论解释为主干，并以目的论解释为核心开展前述体系的构建是一种初步的尝试。首先，目的论解释方法是为实现刑法之目的，因此该解释方法应位于各解释方法之首，但是何为刑法的目的还有进一步检讨的必要。其次，对目的论解释实有予以限定之必要，这有赖于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的运用。最后，刑法解释方法体系的建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绝非一朝一夕可以达成。

简介：证据构造论强调对赖以定罪的全部证据作＂纵断的、立体的、有机联系的＂分析,包括对证据如何产生予以关注,并主张以物证为中心的证据判断模式。证据构造论于再审程序中运用,主张＂证据构造分析——证据再评价——（加上新证据后的）综合评价＂的分阶段证据分析方法,使再审程序中对证据事实的分析评价具有＂可视性＂,以防止法官的恣意。同时禁止法院改变证据构造或加强原有证据证明力评价。在一审程序中,同样可以使用证据构造分析方法,同时限制法院改变证据构造。日本的证据构造论对我们有借鉴价值。其中有的问题,如证据构造改变禁止,是新的理论课题。鉴于不同的制度背景,证据构造论的内容需要根据情况作适当调整。

简介：积极一般预防理论着力法律忠诚意识的培养，强调规范有效性的确证，申彰秩序信赖的稳定预期，致力社会同一性的维系，力图通过刑法规范的明文宣示和刑罚适用的惩罚教育，导引守法善行，贬抑违规恶径，实现规范认同。然而，积极一般预防以刑罚的强制惩戒作为教育公众遵循刑法，学习守法善行的手段，又不可能彻底撇离威慑，陷入威慑与认同的正当性纷扰之中；积极一般预防以法忠诚意识的训练为内容，而未能触及规范本身的善恶性质甄别，陷入忠诚恶法的正当性危机；积极一般预防凸显刑罚惩戒对公众规范意识的唤醒，抨击威慑刑对人的工具利用，无从实质改变积极一般预防将人作为预防公众犯罪的工具性效用，陷入工具正当性的困境之中。因此，刑法的知识转型需要对积极一般预防理论保持应有的警醒与反思。

简介：清代量刑制度在立法上具有法定刑绝对化，量刑幅度固定化，量刑情节法定化等特征。司法官员对自身无判决权的案件能够依律量刑，但对于民间细故案件，在量刑上有较大的自由，这与司法官员维护社会和谐与施行仁政的理想是分不开的。

简介：近年来,基于权力规制和人权保障的双重目的,我国法学界对秘密侦查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由于相当多的学者缺乏起码的刑事侦查专业背景,加之对我国的秘密侦查实践不甚了解.为此,我们对秘密侦查的概念、特征、分类及其表现形式等基本问题进行了重新界定和深入探讨.

简介：人们对某一历史现象或历史范畴进行研究和探索，经常要作的一件事情就是对这一范畴或现象追本溯源，进行历史考察。列宁也曾经说过，“最可靠、最必需、重最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一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历了哪些主要阶段，...

简介：虚拟财产是网络游戏软件中的软件模块运行时显示在电脑屏幕上的影像,它不是劳动创造的,没有价值,不属于财产。虚拟财产与真实财产的交易违背价值规律和价值交换规则,扰乱金融秩序,严重违反金融法。保护虚拟财产,将盗窃虚拟财产行为犯罪化,不但遏止不了虚拟财产盗窃案,反而会适得其反,引发更多这样的案件,并且会诱导更多的青少年和社会精英加入游戏队伍,造就职业玩家,催生网络劳工,造成人才的巨大浪费,还会使国家金融体系遭受重创,引发通货膨胀。因而,法律应将虚拟财产严格限定在虚拟世界,严禁虚拟财产与真实财产的交易,并应增加虚实交易罪。

简介：强制措施的修改与适用李忠诚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于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７日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保留强制措施原有框架的基础上，作了较大修改。认真研究修改后的强制措施，对于正确执行新刑事诉讼法，正确适用强制措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简介：证据开示,是指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供和透露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和信息的作法和程序.证据开示制度是实现审前信息交流的重要装置之一.在具有职权主义传统的国家,如法、德、意,证据信息的透露和提供往往是通过被告人或辩护人行使阅卷权的形式实现的.虽然在表现形式、透露范围和方向以及侧重点上各有不同,但阅卷权与证据开示制度构成了审前证据信息交换的两种典型形式.与职权主义主导的诉讼形式相比,在对抗式和存在对抗式因素的诉讼形式下,证据开示制度有着更为突出的意义.

简介：在诉讼证明理论上，有必要建立直观的诉讼证明观念图式，并可以将其区分为树状模式和丛林模式两种理想范型。运用这两种观念图式范型来对中国与西方法治国家的刑事证明进行实证分析，既可以帮助理解这两种范型的构造和运用原理，还可以使我们清晰看到：刑事证明存在着一些明显的比较法差异；基于诉讼证明的合理化需要，中国的刑事证明应当明确承认丛林模式证明观念图式和辅助证据的合法性，并重视对其运用的合理规范。

简介：聂树斌案件反映出我国诉权缺失的司法状态。诉权缺失包括两种模式，即诉权可处分性的缺失和诉权程序主导性的缺失。在我国，造成诉权缺失的深层原因是诉权背后的宪法性义务的弱化造成了权力的私有化结果。因此，必须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来补正我国缺失的刑事诉权。

简介：法国对警察的司法监督在很多人看来是很具有吸引力的。它被当作一种可行对策来对付警察下述倾向：总是将关注点集中到某个嫌疑人的身上，忽视或隐匿重要证据。作者根据自己对法国审前程序的实证研究，认为直接介入性的监督既不是法律文本的预期，也不是司法人员自己的预期。作者在观察、访谈与问卷的基础上，考察了职业文化在理解司法从业人员日常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本文对以下两个方面做了重点考察：警察与监督者之间关系的性质；充斥于审前司法所有方面的合法性理念中监督者“司法官”地位的体现方式。

简介：若以诉讼立场为标准,公诉人与被害人均为刑事诉讼中承担控诉职能的诉讼参与主体,二者在惩治犯罪目标的指引下有一定的协同性。基于各自的程序利益重点不同,检察机关的公权力与被害人权利之间存有分歧,甚至是冲突也在所难免。其中的原因不仅仅是价值观念的差异,更多的是公诉权在程序运行中未能顾及被害人个人利益的需要。在域外,公诉权的运行虽不受被害人意志左右,但却十分尊重其情感需要并给予适当的程序参与机会。从被害人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出发,国家权力充分尊重权利,是实现我国公诉权与被害人权利的程序协调的理性选择。

简介：通过文献分析，我国刑法理论对刑事责任的研究仍然停留在上个世纪70年代前苏联的研究水平上，研究方法单一且落后。大陆法系刑事责任和我国刑法中的刑事责任基于不同的理论平台，并不能进行单纯的类比，二者的生成都是语境性的，是不同文化语境的产物。我国传统刑事责任是个伪命题，其传统的概念必须被改变，应实现概念的从结果到过程、从对行为人处遇到对行为人定罪的转变，如此才能相应的真正改变刑事责任研究地位上形式主义和内容上的概念主义。

简介：<正>打击犯罪是检察机关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主要手段。通过查处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案件,挖掉蛀虫,对企业来说是一种保护和服务。但是,“打击”还不是“服务”的全部内涵。“服务”还应当包括结合办案在发案单位开展综合治理、完善管理、促进生产等方面的内容。认清和处理好这个关系,就是要在办案中把执法与扶企有机地结合起来,注意克服那种认为检察机关就是单纯通过打击犯罪来保护和服务企

简介：强制措施的修改与适用（续）李忠诚三、监视居住监视居住是指公安司法机关为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或妨碍刑事诉讼顺利进行，责令其不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住所或指定的居所，并遵守有关规定的强制措施。（一）监视居住修改的主要内容１．将指定区域改为住处或指定...

简介：普遍管辖原则的理论和实践尚处于发展中，并未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原则，其普遍的理论与谨慎的实践之间存在缺口，此缺口需以普遍管辖原则产生的理论基础来说明。自然法是强行法的理论渊源，强行法规则要求处罚“受国家支持或同意”的犯罪行为，强行法是普遍管辖原则存在的理论基础。普遍管辖原则的实践开始于纽伦堡审判，推动普遍管辖原则发展的并非理论，而是偶然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