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大城市较高人均产出的原因除了集聚效应,还源于高技能转移人口选择资源集中的大城市。随着市场规模增大,竞争选择加剧,仅有较高效率企业（人才）能保留下来,结果这类城市平均生产率更高,并进一步影响集聚经济。本文尝试以双边市场思想探讨新型城镇化大转型背景下转移人口与城市匹配问题,在运用新结构计量方法克服选择、集聚与城市生产率三者间内生性问题后,由中国24座城市微观劳动力市场匹配数据发现,目前大城市高、低技能两种极端劳动力互补性逐渐增强。随着城市集聚效应与城市成本差距逐渐变小,人口（尤其高技能人才）迁移选择所引起的较小生产率变化很大程度上影响城市规模。

简介：成本加成率的高低及分散程度是衡量企业垄断势力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指标。本文首次基于＂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的视角对开发区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率分布的理论机制和作用大小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1）开发区＂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都会影响成本加成率分布,其中＂选择效应＂的作用占主导地位,导致区内企业的成本加成率水平较低,垄断势力较弱。（2）开发区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分布比非开发区更集中,资源配置效率较高;其中,中小规模、年轻、民营企业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更明显。此外,开发区＂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简介：未婚人口比例上升,意味着为结婚而储蓄的家庭比例上升,从而提高家庭储蓄率。通过分析与婚姻有关的变量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并使用1995—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用高校学生占所在省份人口比和城镇化率作为未婚人口比例的工具变量,研究婚姻因素对家庭储蓄率变动的影响,结果发现逐年上升的男女未婚人口比例对储蓄率具有显著正影响。这表明婚姻因素推动了家庭储蓄率的上升。

简介：创新投入是提高生产率的重要途径,而不同类型的创新投入对一国生产率改善的作用存在差异性。学理上的解释需深入研究创新活动的内部反应机制。从创新价值链视角将创新活动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基于研发资本存量的测算,构建反映创新投入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并以经合组织（OECD）23个国家2000-2013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检验创新投入结构对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从时间维度来看,试验发展活动对当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功效的发挥存在一定时滞,且基础研究的滞后期更长;从影响程度来看,基础研究的偏效应最大,应用研究偏效应短期内为负值,而试验发展的作用虽然非常迅速,但其对生产率的带动效果相对较弱;就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来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分别对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偏效应最大,试验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三部分都有显著的正效应。因此,改善我国创新投入结构时应充分重视基础研究的投入和积累,以发挥其在促进生产率中的核心地位和长效作用。

简介：以中国加入WTO作为一次自然实验,本文采用倍差法深入考察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加成率的微观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成本加成定价能力,其影响程度在时间趋势上呈现＂倒U形＂的动态变化特征。我们在研究中还特别强调了地区制度环境的重要性,发现在制度越完善的地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加成率的提升作用越大。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产品质量升级和生产效率提升是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提高企业加成率的可能渠道。最后,行业加成率的动态分解结果显示,行业加成率的增长主要来自集约边际（intensivemargin）,扩展边际（extensivemargin）的贡献较小;另外,资源再配置效应对行业加成率增长的贡献超过50%,而且它是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进行业加成率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丰富了贸易自由化与加成率的研究文献,同时对于客观评估中国加入WTO的微观成效和推进贸易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简介：本文采用中国制造业27个分行业2003-2013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双向FDI的生产率效应。结果发现：外向FDI、行业集中度以及人力资本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内向FDI、国内研发、资本劳动比、出口依存度未表现出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我们还发现制造业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之间存在互动效应,且内向FDI与外向FDI的生产率效应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人力资本仅在外向FDI上对制造业生产率产生提升作用,双向FDI生产率效应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特征。这可能源于中国制造业仍以传统的低技术制造业为主,跨国公司对高端核心技术转移的严格控制和部分国内人才外流导致了在中、高技术制造业中人力资本的低效率。

简介：以生产阶段数作为衡量制造业生产分割长度的指标,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工业企业1998—2011年数据并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分析中国制造业生产分割长度与其全要素生产率（TFP）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整体层面上,中国制造业TFP的增加对制造业生产分割长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TFP增加1%,制造业生产阶段数增加0.523%。而生产分割的长度增加并没有增加其TFP,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相互促进的关系;（2）高技术制造行业的TFP与生产分割的长度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但高技术行业生产阶段数的增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并不明显;（3）低技术制造行业的TFP对生产分割长度有正向影响,但生产分割长度对其TFP的影响为负,低技术制造行业主要涉及加工、制造等低生产率阶段。

简介：基于沪深300指数期货及其标的指数的日度数据,首先检验股指期货交易被限制这一事件对于沪深300指数波动率的影响,并分析这一事件对于标的指数交易量波动率之间的正相关性的影响,结果发现：股指期货交易被限制并未伴随标的指数波动率的下降,而是发生先降后升的动态过程,并且伴随着市场深度先降后升;在股指期货受限之前的样本中,期货和现货交易量都与现货波动率正相关,但持仓量却与现货波动率负相关。

简介：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生产率不断提升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实现需要市场的有效竞争,也需要政府的合理干预。选取2008—2012年中国制造业830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产业政策、市场竞争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低息贷款对于全样本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存在明显的促进效应,但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两项政策工具只在非国有企业中显示出了显著的正向作用。另外,对于产业政策的实施路径问题,研究发现,在行业层面,产业政策应该强调竞争,倾向于高竞争态势行业的产业政策更能提高该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在行业内部,产业政策则应该强调公平,政策资源在行业内部的分配越均衡则越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简介：政府干预下的资本市场扭曲严重阻碍了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本文在详细分析资本市场扭曲影响高技术产业生产率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采用2001--2013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测度我国资本市场扭曲程度．实证分析资本市场扭曲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资本市场扭曲通过抑制企业研发创新能力和导致资源错配两种途径造成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下降；而资本市场扭曲有助于具有研发能力的高技术企业提高生产率水平；资本市场扭曲对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抑制效应主要表现在中、西部地区。据此，本文提出了高技术产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简介：文章采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政府补贴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这一影响的内在机制。研究表明：政府补贴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产生了显著的负面效应，在消除变量内生性和对不同产业进行分类检验时，这一结论依然稳健。文章在剖析政府补贴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机制时发现：第一，政府补贴不能有效地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容易使企业形成政策依赖，转移其参与市场竞争的注意力；第二，虽然创新绩效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但创新绩效并未能成为政府补贴与企业生产率之间一个有效的中介变量，补贴资源在研发部门和生产部门的不合理分配，使得新兴产业的规模扩张具有粗放型特征，并非以生产率提升为基础。因此，以政府补贴促进新兴产业企业生产效率提升的实践值得反思。

简介：制造业依然有进一步向城市集聚的趋势,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在什么条件下集聚才能避免拥挤效应,从而有效地提高集聚效应,对此,现有文献尚未作出很好的解释.对不同空间尺度下生产性服务业的溢出效应,可使用中国22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分析.与已有文献普遍认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提升制造业生产率不同,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溢出效应在不同空间单元表现不同,在全市范围表现为显著的集聚效应,每平方公里增加100个生产性服务就业人口,企业的平均生产率提升19.52%;在市辖区表现为显著的拥挤效应,每平方公里增加100个生产性服务就业人口,企业的平均生产率下降19.87%.这表明只有与集聚区保持适度的距离才能更好地发挥集聚效应.通过分析不同规模城市发现,集聚效应只显著发生在生产性服务业高度集聚的大城市,说明生产性服务业要集聚到一定程度才显著发挥外溢作用.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地级市政府宜提高辖市辖县与辖区之间的交通便利性,辖市辖县专业发展制造业,以接受市辖区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效应.

简介：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本文定量考察了城市间生产率和城乡劳动力宜居度的差异,研究了城市规模对城市发展政策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城镇化提升了实际GDP和城乡劳动力实际工资,且影响弹性与政策调整城市的规模正相关;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发生在人口100万—300万的城市时,农村劳动力福利的变动弹性最高;农民工市民化发生在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时,实际GDP和城乡劳动力实际工资下降,且城市劳动力的福利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