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方法论”的问题在今天似乎已因过时而并不讨好,然而在艺术史学史的视野之下显然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价值。事实上,中国艺术史学史在当前还难以充分建立起来,因为中国艺术史本身还是一个远不成熟的学科,这主要体现在中国艺术史至今还找不到适合自己的传统,建立不起一套独立而完整的研究体系,在这一点上我们(理所当然)远远地落在西方同行的后面。西方世界从瓦萨里、温克尔曼等人以来,已历经数代艺术史家,建立了诸如形式分析、图像学、心理学以至所谓的“新艺术史”等等研究体系,建立了独立而成熟的艺术史学科。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艺术史家更是不断高呼“艺术史终结了”之类耸人听闻的口号。’但这恰恰说明了西方艺术史学科的成熟——他们已经可建立自己的艺术史学史,并且已可对艺术史学科本身作深入的探讨与批判。在这一点上或许正如“反人文主义”的美国艺术史家大卫·卡里尔所言,“这种艺术史和艺术史学史之间的平行是意味深长的。两种历史最终都会走向一种自觉的意识,即它们都是再现的系统”。
简介:肖像画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有“写真”、“写像”、“留影”、“传神”、“真容”等诸多称谓,均有对照真实人物写生的意味,这类画像共通的最大特点,是人像的正面性及对面相特征的写实性追求,这成为了解个人形貌、个性、气质、思想乃至生平、境遇的形象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明代著名小说《金瓶梅》对肖像画的这些称谓曾有一些极为生动和民间化的语言,如肖像画叫“传神”,画肖像叫“传个神子”或“留个影儿”,全身像叫“大影”、面对尸体写生叫“揭自传个神子”。这一连串的语言和“神”都形影相随,由此可见,肖像画不但要求“灯下取影”、“亳厘不失”的形肖,更要求“以远取神”、“神完意足”的神似,东晋顾恺之所创立的“以形写神”论成为奠定肖像画的理论基础和为之追求的最高境界。在此基础上,绘画实践过程中亦产生了诸如天庭、五官、须发等独特的肖像画法和创作经验,形成了中国肖像画独特的美学品格和人文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