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明初通过实行度牒制度,将僧道身份之合法确认权归于国家,实现对制度宗教组织成员的掌控,保持世俗政治文化主导地位及相关经济制度之推行。其基本目标,主要包括限制僧道人口、划分僧俗界限、考试授牒。但僧道定额在正统以后被大幅度突破,成化时期因滥度僧道,已经基本失去效力,虽经弘治时期整理,未根本改变趋势。明中叶以后,僧道中有度牒者,当不低于70万人,其无度牒者,又当远多于有度牒者。嘉靖中叶以后,纳银给度成为主要做法,明初制度精神已然丧失。度牒制度变迁与皇室家族信仰倾向及其利益关系密切。有关争论,基本在官僚士大夫与皇帝、后妃、僧道势力间展开,反映出儒家治国理念与佛道信仰之间的严重冲突。度牒制度由社会控制手段蜕变为财政手段,是明朝社会控制力削弱的过程,也是包括社会救助需求在内的财政压力造成的。
简介:母系社会,中国北方满-通古斯语族~(1)盛行渔猎经济,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晚期出现畜牧业及行业分工,生产关系表现为"集体"形式;父系社会,满-通古斯语族渔猎、畜牧业与农业经济并存,进入铜、铁、石并用时代,并萌生了私有制;阶级社会,满-通古斯语族经济形式由以渔猎为主转向农业,养殖的动物成为劳动的重要帮手,社会分工更加细化,私有制确立。
简介:新中国成立之后,20世纪50年代,全国的行政区划,自上而下,调整得比较频繁.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协调各省、直辖市之间的行政关系,中央人民政府在建国伊始,于省、直辖市以上设大行政区建制,各大行政区在1952年后皆改称为行政委员会,一个大行政区辖数省(市),即:华北区(辖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察哈尔省、山西省、绥远省、平原省、内蒙古自治区);东北区(辖沈阳市、长春市、哈尔滨市、旅大市、抚顺市、鞍山市、本溪市、辽东省、辽西省、吉林省、松江省、黑龙江省、热河省);华东区(辖上海市、南京市、苏北区、苏南区、皖南区、皖北区、山东省、浙江省、福建省);中南区(辖武汉市、广州市、湖北省、湖南省、河南省、江西省、广东省、广西省);西北区(辖西安市、陕西省、甘肃省、宁夏省、青海省、新疆省);西南区(辖重庆市、西康省、云南省、贵州省、川东区、川南区、川西区、川北区以及西藏地区).
简介:近年来,不少明清经济史学者对18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程度提出了新的评估,强调直至进入19世纪之前,中国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其实并不逊于英国、西欧或世界其他任何地区。诸如R.BinWong(王国斌)的《ChinaTransformed:HistoricalChangeandtheLimitsofEuropeanExperience》(IthacaandLondon:ComellUniversityPress,1997)和KennethPomeranz(彭慕兰)的《TheGreatDivergence:China,Europe,andtheMakingoftheModemWorldEconomy》(PrincetonandOxford: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0),
简介:本文以《汉旧仪》所录西汉末年大司徒向计吏宣读的“敕”所含控制厨、传等改善条件、增加接待膳食标准为綫索,根据出士简牍与文献,推算出西汉末年全国传舍与置的总数,并以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的记载为标准,据各县、置在交通才中的位置,对不同县、置的接待量进行了细分与统计,估算出西汉末年一年使客住宿的日子数量与消费的粮食、鸡的数量,以及其中使用的马匹所耗粮食的总量。基于此,据悬泉汉简,归纳出当时导致额外开销的四点原因,并分析了开支难以控制的深层原因。指出这类机构乃是广土众民的帝国存在所不可或缺,使用者与管理者日久了解其运作漏洞,假公济私,导致开支膨胀,上级的监督乃至皇帝的诏令则日渐失效,月累年积,传置机构不堪其负,和帝国一道走向末日。如此过程反反复复,直到清末。体现了官吏群体与皇帝、帝国体制之间的长期博弈。这种“反复”构成中国历史中延续与不变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