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边疆民族地区是中国的窗口,也是国家稳定的关键性、战略性区位之一。由于边疆民族地区边缘的地理位置、差异的宗教信仰、异同的民族文化,使得边疆民族地区公共危机事件愈加复杂。另外,国际利益的冲突、反华势力的渗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迥异、政治冷漠与政治激进的影响以及国内民族分裂分子、国际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分子的阴谋与破坏而引发各种边疆民族地区公共危机事件,严重威胁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国家安全。因此,提升国家主体文化在各民族国家认同建设中的分量,夯实各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培育各民族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一体化路径。即在承认民族多元文化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进一步整合民族政治意识、提升民族文化素养、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是规避边疆民族地区公共危机事件发生的关键所在。
简介: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土族族源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在认识方面也逐渐趋于一致,达成一些共识。逮至2002年土族学者吕建福教授的《土族史》问世,在土族族源的认定方面便似尘埃落定。这主要是缘于《土族史》重视和梳理了半个世纪以来的重要研究成果,凭借坚实的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基础,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科学的追溯考证,提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使得《土族史》具有了学术上的权威性。土族源于吐谷浑的结论,不仅为青海土族研究会所采纳,也为广大土族群众所接受。实践证明,土族族源的认定,对挖掘土族历史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和凝聚力,推进旅游产业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土族学者祁进玉先生近期出版《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一书,重新拾起土族族源认定的话题。作为学术问题,什么时候都可以研究和探讨,只要探讨的价值取向正确、探讨的方法得当,自然是应该鼓励的,也会有一定的收获。祁进玉先生的专著出版之后,引起学界的一些反响,本刊特刊载桑吉仁谦、程起骏、任玉贵等的文章,自然是学术上的一种回应。本刊无意由此再引起一轮土族族源的争论,只是倡导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性的学术氛围,以期呵护学术领域应有的体面和尊严。
简介:《四库全书》的编纂是清初以来崇儒、重道的必然结果。《四库全书》的编纂表面上彰显了乾隆时期的文治之盛,实际上是朝廷为了解决朝野、南北学术思想的对立而进行的政治举措。具体而言,乾隆时期官方意识形态——理学日益固化而江南考据之学却日益盛行,为了消弭南北经学、儒学之差异、分立,朝廷急切需要整顿思想,重新树立中央权威。为此乾隆敕命编纂《四库全书》,以此来整合当时南北、朝野思想之差异,通过重建、统一以经学为核心的学术体系——清学,进而实现对全国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有效控制。随着《四库全书》纂修完成并颁行全国,清学成为了当时普遍的学术范式,由此也赢了江南儒士大夫们对清廷的文化认同。
简介:图书馆、书店与书摊是民国上海知识群体从事图书阅读与消费活动的城市公共空间。图书馆不仅承担阅读功能,还兼具社会交往等功能。福州路、北四川路等城市新兴地带以售卖新式出版物为主的书店与城隍庙地带以售卖线装书、古籍为主的书铺和书摊之间产生了明显的新旧之隔与等级之分,它们面向的顾客群体也有所不同。当书籍的阅读与消费跨越知识群体与非知识群体的边界时,知识群体通过对旧书、旧书铺与书摊的歌颂,建构自身所拥有的知识资本,使自身与普通市民群体相区隔。在上海知识群体的书籍消费活动中,以书会友与在商言商的两种交易方式既体现出近代上海图书出版市场古风犹存的一面,也反映了近代上海图书市场开始以市民为主要消费对象,传统'回头客'比例降低的一面。知识分子个体所处阶层位置的差异不仅塑造了知识群体内部截然不同的书籍消费习惯,也开启了现代中国精英知识群体与边缘知识群体渐行渐远之端。
简介:关于中国土族的认别与族源问题,我原以为早已解决。但是,最近拜读祁进玉先生的巨著《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副题:《土族民族识别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一书后(为行文方便简称《重构》),才知中国土族的认别与族源问题,在祁教授的文化视野中,尚处在重新识别和重新构建的门槛上。在《重构》一书中,祁教授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认定工作,从根本上提出了质疑并加否定。在《绪论》中写道:中国也从部族国家进入公民国家,众多的少数民族群体在现代国家政治整合的进程中纷纷由部族共同体进入民族共同体的行列,那么理应是自然过渡的共同体被人类社会历史的命运彻底打乱了自然演变的步伐,从而演变为政治过渡,这种过渡究竟省略了中间的什么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