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春秋齐器轮铸、鲍子鼎有“肇”即“靶”字,读为“鲍”;西周春秋金文襄有不少“甸”字,用为“宝”、“庖”等。春秋齐器齐鲍氏钟的器主名“箪”,一般认为即“颦”字异体,亦当读为“鲍”。甲骨金文襄的“昀”、“陷”等字据此被释为“陶”。“陶”在战国楚简中仍见使用,或可读为“覆”。这些现象似与《说文》分析“甸”字“包省声”相合。然而仔细分析字形,可知“甸”字“从人持缶”,当是“作陶器”或“所作之陶器”的表意初文;古文字中读“宝”、“庖”、“鲍”等音之“甸”、“挛”,实由“昀”之简体加注“缶”声而成,“陷”、“陶”疑是“覆蔽”或“埋伏”之“覆”的表意初文。“甸”、“陶”与“陷”、“陷”本是毫无关系的两系字,只是在春秋战国的某系文字(如齐文字)中,“甸”的变体与“陶”之简体加注“缶”声作“窑”者,形近而混。由此可以纠正过去对“甸”等字形音义方面的错误认识。
简介:伴随着1949年政治层面的天翻地覆,历史学亦发生了“破旧立新”的剧烈变化。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接续延安史学之脉络,其于1950年率先创建,即有从人脉关系上切断与“旧史学”界的联系、着重培养新生力量、树立马克思主义史学正统之用意。但实际上,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间,近代史所逐渐引入的“旧史家”亦不在少数,且在近代史资料整理编纂中发挥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为近代史所的早期发展贡献颇多。近代史所中,“新”“旧”学人并存,其中的“旧史家”群体,正为当代史学史提供了一个颇为难得的研究样本。从中科院近代史所的“旧史家”在“十七年”中的实际境遇可以看到,这些“旧史家”大多出于民族主义情感对新政权有较多认同,且力图融入新时代。但他们既需面对新、旧时代中自身处境的落差,还需承受思想意识中“新”与“旧”的糾结缠斗,有时亦不免感到进退失据,无所适从。整体来说,他们均经历了一番并不轻松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