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现代简化汉字“愿”有多个来源。表达欲愿义的“愿”,自秦汉时期就常借《说文》训颠顶义的“■”字来使用,后简化为“马”、“驱”等形,有时又类化为“首”、“孩”,同时偶尔也会借用《说文》训大头义的“愿”。唐代中期前多以“驱”为正字。唐开成二年(837)《开成石经》已全改用“愿”,北宋初年“驱”字几乎被“愿”完全取代,因此宋代以后的刻本文献中基本上只用“愿”而不用“驱”。表达谨善义的“愿”,自先秦两汉以来与“■”、“驱”、“愿”等字区分严格,一直是独立使用的汉字,从字义到字形始终有着清晰的界限,明清时期的通俗文献用字中“愿”与“愿”偶有混淆,但在经典文献以及官方用字中判然有别,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才将“愿”作为“愿”的简化字使用。这些认识对于文献考订具有应用价值。
简介:干嘉以降,针对世祖至元中期京兆、安西诸府路沿革过程的释读,历来颇有不同意见。通过梳理宋金时期京兆政区建置,佐以正史、文集和碑刻等史料依据,认为《金史》《元史》分别记録的“京兆府”,含义存在本质不同。前者指京兆府路官署机构总管府所在的府,后者则是京兆路总管府的简称。重新认识《元史·世祖纪》两次京兆改名安西事件的记载,揭示元廷利用安西王府加强掌控帝国西部疆土,以及从中防范和打压其潜在割据离心势力的政治背景,指出首次改名出于褒扬安西王府的历史功绩,由于安西王的不轨行为导致未能实现;再次改名安西,反映了元廷在关中地区恢复中央集权的实质性进展。体现出蒙古游牧文化与中原汉地传统农耕文化之间彼此融合而又相互排斥的复杂互动。《元史·世祖纪》使用“改京兆府为安西府”的说法来描述至元十五年的改名事件,是《元史》行文依循自身体例的结果。金代的总管府,是最重要的路级官署机构,而不是这一路级官署机构驻地所在府的统称。以往认为元代不少路分是由与其同名的金代诸路首府演变而来的观点,值得修正。金元之际路由高层政区向统县政区的转化,直观表现为“亲领之县”的出现,背后则是诸路首府消失所致。传统政区沿革史的复原研究,史料本身的考异校正固然重要,但针对相关政治背景的分析以及史料行文体例的深入发掘,同样具有方法论意义。
简介:许多学者在理解中国社会的当代转型时,将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视为“传统”社会的写照,现实情况与差序格局理论不相符,被视为“现代”与“传统”的差异。而本文通过分析清中期北京旗人日记《闲窗录梦》中记载的葬礼活动,发现在这样一个“传统”的城市社会中,人际关系模式只是大体遵循差序格局的原则,人际交往的核心层不完全由血缘和地缘关系决定,市民通过拟亲属称谓构建自己的直系亲属层。而同心圆的格局也在相当程度上被社会身份分层与经济地位分层所打破,变成锯齿状模式,这与学者们在现代社会中观察到的现象非常近似。同时,葬礼也是社会关系动态重组的重要时机。这提醒我们,描述中国社会的当代变迁时,必须首先明确“传统”“现代”与“城市化”等系列概念的内涵,以往我们认为属于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化,可能只是“传统”本身从乡土到城市的变化。
简介:从菲利普王之战到独立战争结束的一个多世纪里,英属北美殖民地陆续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印第安人囚掳叙事。对于被印第安人掳获的殖民地人而言,这些叙事不仅是其建构印第安人作为"野蛮人"的"他者"形象的重要载体,也暗含了对自身角色与身份认同的理解。殖民地人运用清教、自由和权利话语,使印第安人的"他者"形象从"崇拜撒旦、堕落邪恶的异教徒"到"迷信愚昧、酗酒食人的野蛮人",从"好战残忍、热衷杀戮的嗜血恶魔"演变为象征"专制暴政、贪婪腐败的文化符号"。这种建构的复杂流变内含了野蛮与文明、宗教与世俗、他者与自我之间的对立,激发了殖民地人的危机想象与自我审视。它不仅加速了殖民地人对印第安人身份的排斥,还深化了殖民地人对自身特质的认知,促进了其身份认同由殖民地人、英国人向美利坚人的过渡与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