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制度是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和社会秩序赖以维系的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制度史研究一直是史学研究的重点,这在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然而毋庸讳言,既有的制度史研究常常陷入了纯制度研究的窠臼.由于“制度的形成及运行本身是一动态的历史过程”,所以,纯制度研究不仅不利于深刻认识和客观公正地评判一种制度,也难以提出较具建设性的意见.如何将鲜活的实践纳入到制度史研究中去,遂成为了制度史研究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学者甚至提出了“‘活’已经成为衡量制度史研究是否具有价值的重要标准”的论点.令人欣喜的是,房列曙教授新著《中国近现代文官制度》(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就较好地示范了如何书写“活”的制度史.
简介: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学人逐渐形成了努力发展现代文史研究以与西方汉学竞胜的学术共识。受此信念驱动,胡适、陈垣、陈寅恪等人,在批判继承乾嘉汉学遗产基础上,借鉴西方汉学将文史研究与现代考古学、语言学结合的治学路径,努力打破陈旧观念,发展出可与西方汉学界竞胜的现代文史研究形态——新汉学,并试图将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院打造成新汉学的中心。虽然这一努力遭受挫折,但其理念及积淀的经验与学术人才,对此后中国现代文史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正是承接了前一时期新汉学发展的经验与人才,并将与西方汉学竞胜以争取国家荣耀的理念意识形态化,才迅速蓬勃发展成为中国文吏研究的领导机构,并最终完成了中国文史研究的现代转化。
简介: 按照学术界几十年来的通行做法,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文学被划分为若干个单元,或者叫做断代,诸如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等.单元为什么这样划分?代为什么这样断?学界似乎没有进行过真正的讨论,更没有明确的界定和说明.乍一看,这样的划分是以历史朝代的更迭为根据的,好像并未作更多考虑,但稍加分析又不尽然,因为它没有完全以历史学的断代而断代文学史,而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朝代放在一起构成了相对独立的联合单元.为什么要这样组合而不是其他,这其中又不能说完全没有文学研究者的理性设计在内.之所以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绝对不仅仅为咬文嚼字,而是基于对一种文学史研究合理性的探索.在笔者看来,任何一种"惯例"都不会横空出世的,它自有形成的原因和根据,我们一方面要思考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同时还要对其保持适当的警惕,因为"惯例"以其持久而普遍的影响往往可能造成对某些历史事实的"遮蔽".就文学史断代问题来看,断代是否标准,单元组合是否合理,直接牵涉到对相关文学史发展变迁的确认,特别是两个阶段文学史研究能否接榫、如何接榫的问题.有时候"惯例"制约着研究现实,研究者又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迎合强大的"惯例".如此一来,两者就有可能合力导致文学史研究与原生态的文学变迁产生隔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