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金文与秦汉文字中的“厩”字，多年前就已被正确释出，但一些早已被纠正的释法，至今仍被部分学者所沿用。因此，在前辈学者已有考释的基础上，本文重新对从西周金文至秦汉文字中的“质”字进行梳理，指出释“厩”的意见是正确的。

简介：学术界普遍认为,《字林》继承并发展了《说文》,在字书发展史上有重要贡献,分析《字林》的贡献,则必须对其具体的释义进行细致的梳理与解读。《文选》李善注引《字林》共138条,通过这138条引文,可以详细了解《字林》对《说文》继承和发展的具体情况：《字林》释义义的继承体现在继承《说文》释字义的同时,对《说文》的脱字有所补充,且加反切音注;《字林》补充《说文》未释之字形。总之,《字林》对《说文》的发展体现在对释义的发展、对释字词的增加、补《说文》音注之不足、纠正《说文》释义之失四个方面。

简介：通过《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旧版与修订版的比较发现，修订版中有许多关键词，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关键词是“运用”。从中，我们应该读懂这样的内涵：开设语文学科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会运用语言文字，培养学生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发展语言素养。所以语文教学要切实加强语言训练，在语言运用上下大功夫，花巧功夫。

简介：春秋齐器轮铸、鲍子鼎有“肇”即“靶”字，读为“鲍”；西周春秋金文襄有不少“甸”字，用为“宝”、“庖”等。春秋齐器齐鲍氏钟的器主名“箪”，一般认为即“颦”字异体，亦当读为“鲍”。甲骨金文襄的“昀”、“陷”等字据此被释为“陶”。“陶”在战国楚简中仍见使用，或可读为“覆”。这些现象似与《说文》分析“甸”字“包省声”相合。然而仔细分析字形，可知“甸”字“从人持缶”，当是“作陶器”或“所作之陶器”的表意初文；古文字中读“宝”、“庖”、“鲍”等音之“甸”、“挛”，实由“昀”之简体加注“缶”声而成，“陷”、“陶”疑是“覆蔽”或“埋伏”之“覆”的表意初文。“甸”、“陶”与“陷”、“陷”本是毫无关系的两系字，只是在春秋战国的某系文字（如齐文字）中，“甸”的变体与“陶”之简体加注“缶”声作“窑”者，形近而混。由此可以纠正过去对“甸”等字形音义方面的错误认识。

简介：《明实录》一直被认为是可信程度较高的史料，备受明史研究者的重视。笔者目前从事《明神宗实录》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发现其中亦有不少错误之处。兹以人名记载之误为例，分类略举之，简要分析其致误之由，并求诸位方家指正。

简介：本文以束晋简文帝生母的“春”字讳为例，尝试从辨析原理的角度考察中古避讳问题。避讳有国讳、私讳之分，前者的避忌不问条件，普天同讳，且有相关制度保障；後者则属於礼俗，对他人私讳的避忌以产生交往为条件。在公务场合出现的私讳容易被误认作国讳，对“春”字讳例就存在这种误会，它本来是作为公务场合的私讳而出现，到郑氏被追尊为太后後才有可能成为国讳。“春”字讳的变化经过颇为复杂和特殊，不能以普通的皇后讳视之，前人以此言东晋特重后讳不妥。

简介：传记固定称经有三类机制——附着、替代和另行增加。附着型以《易传》和《春秋》三传为典型，另行增加型既适用于《周礼》，也适用于以“五经”暨“九经”为本位整体计入《论语》《孝经》《孟子》乃至《尔雅》等入门教材，替代型则以《礼记》为典型。附着较易，地位却不稳固；另行增加和替代阻力大，一旦发生却很难动摇。三大机制对学派、文化、社会权力乃至同物种基因的交流和冲突，都有参考意义。《论语》等入门教材称经只是临时性地不区分经传，在历史上还经历了唐宋经典“九经”在南宋腾出三个空位之后的吸引。南宋民间“九经”性质上同于“十一经”“十三经”，“九经三传”暨“十一经”很可能诱导了“十三经”的提出。

简介：成书于唐代初年的玄应《一切经音义》引证宏富,却对梁代顾野王《玉篇》几乎未加徵引,然而出现了多处与《玉篇》高度一致的梁讳改字现象,据此线索可为玄应《音义》暗引《玉篇》寻绎确凿的新证。

简介：为改善博物馆书画类文物的陈列效果,解决因“照度均匀度”不均衡而引起的画面光线分布不均匀、瓦翘与折痕凸显、画面颜色失真等一系列光害问题.依据光学原理,以模拟实验的方法,利用光学仿真软件TracePro及三维仿真设计制图软件SolidWorks,设计出使用led灯带的“左右两侧垂直布光法”及“上下布光法＋多曲度弧面反光镜补偿法”两种科学的布光方法.对上述光害问题起到较好的抑制作用,将科学化用光、艺术性用光、绿色化用光相结合,在确保展示文物用光安全的前提下,有效提升了观众的参观质量.研究成果为博物馆在书画类文物陈列照明技术与方法选择方面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简介：1959年庐山会议后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中断了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进程,农村基层干部的“五风”再度泛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开展“三反”运动,整风整社,试图加以解决。开封专区的“三反”集中在对所谓“三类队”的改造上面,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补课”的方式,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了政治纯化。“改造三类队”虽然对基层干部的作风改善起到些许作用,但它简单地把农村工作的政策性失误归咎于阶级敌人的破坏,而未触及公社体制,因此也无助于从根本上扭转“大跃进”后期的困难局面。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运动所采取的以“对敌斗争”手段来处理农村基层干部的做法,在此后的“四清”运动中得到了全面接续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