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高句丽(BC37-AD668年)王系问题是高句丽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学界通常认为在高句丽705年的历史中,计有28代王,但对其王系世次、血亲关系等具体问题的认识却长期存在不同见解。中国《三国志》等正史俱有高句丽王的相关信息,但不够完整;朝鲜半岛第一部正史《三国史记》中有完整的高句丽王系,然而存在多处与中国正史记述相悖的问题。国内的高句丽研究起步较晚,且着重于族源、社会性质、文化属性、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以及对好太王碑等金石文献的相关研究,而对高句丽王系问题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尽管一些学者已经在相关领域中个别触及了关于高句丽王系的研究,但还都仅限于个案分析,以及在考证其他历史问题时对王系的旁涉,还未有系统研究高句丽整体王系问题的著作问世,零散且篇幅有限的关于王系研究的论文尚不足以全面解析高句丽王系世次等问题。
简介:19世纪中叶,清政府实行积极的文化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创办了众多书局,刊刻大量传统经典著作,学界一般称这些机构为"官书局"。本文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官书局研究中存有争议的某些具体问题进行考证。关于晚清官方出版机构的表述,地方督抚在各地设立的书局称"晚清地方书局"可能更准确一些,而"官书局"则不仅包括19世纪中叶以来各地方督抚设立的地方书局,也包括清政府设立的译书局。在晚清地方书局第一人的问题上,尽管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地方督抚大员是早期地方书局的积极倡办者,但胡林翼当属晚清地方书局第一人。而晚清地方书局的设立是在太平天国破坏和挑战清朝正统文化权威、质疑清廷统治合法性的形势下,清政府试图通过设立书局刊刻书籍,重新整合统治理念和重建统治权威的结果。
简介:《刘伯刍墓志》出土于西安长安区郭杜镇,于2009年入藏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刘伯刍,两《唐书》有传,然记事较为简略。新出《刘伯刍墓志》多达2100余字,前360余字是刘伯刍自撰,后1700余字则是由其子补充。志文所涉刘伯刍生卒可补两《唐书》不载其生卒之憾,有关刘伯刍科举内容可大致推算出中第时间。志文中特别提到刘伯刍文艺方面的才能,其擅长书画,有《画赞》六章;有文230篇,编成十三卷,又有《后集》十二卷,可纠补《唐书》本传及《新唐书·艺文志》相关记载。志中提到刘伯刍自监察御史后的历官,可补《唐书》本传之缺。综合墓志及《唐书》所载,可极大丰富刘伯刍的生平事迹,尤其是其仕宦情况。
简介:曾经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右策宁州留后朱记”铜印一直被作为五代时期的典型文物,实际上从印文内容看,这种判断有待重新审视。综合多方面特征来看,此印应属于唐代,原因如下:其一,印文中之“右策”可能是右神策军的简写或省称,虽然这种称法并不多见,但此印文中之“右策”与多件已出土茶托铭文和铭文砖上的‘l左策”不约而同地证实唐代左、右神策军曾经一度简称"左策"和“右策”。其二,宁州作为唐代神策军京西北诸镇的驻地之·,与神策军有直接关系。其三,作为官名,“留后”之称属于唐代特殊地方官制的产物,而作为凭证,唐代就有把印称为朱记之先例。这些特征均证明"左策宁州留后朱记"属于驻地在宁州之神策军外镇中留后官印。而备受争议的、甚至是劣迹斑斑的神策军在唐朝灭亡后再未重新出现的历史:笋实,证明保留许多唐代历史信息的官印,不可能在右神策军已经停废的五代时期行用。诚如是,则“右策宁州留后朱记”作为官印其使用的时代只能是唐代,不可能是其他,因此,我们认为中晚唐时期的断代较五代之说更符合历史实际。
简介:洛阳偃师新出土的《杜嗣俭阎夫人墓志》志主是唐代类书《兔园策府》作者杜嗣先的兄长,墓志内容可以和此前流散台北的《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相印证,证实了《杜嗣先墓志》的真实性,同时对于了解唐代偃师杜氏家族有重要意义.而《杜嗣俭阎夫人墓志》的撰文者杜友晋又是敦煌发现的唐代《吉凶书仪》和《书仪镜》的作者,对于研究杜友晋的生平以及两书的成书年代也具有参考价值.
简介:本文通过对吴氏《庚寅除夕祭画记》及嗣孙吴湖帆《书画记》中有关吴大澂绘画作品的分类梳理,结合其专门使用嵌入恽南田、王石谷、戴鹿床名号之印章,勾勒他本人在绘画上取法清初四王、恽、吴,并上溯元四家以至唐宋间的董、巨诸大家,而尤对道咸间前辈戴熙作品喜爱有加的轨迹;进一步讨论他对黄易绘画的偏好,是否源于他对黄氏金石学成就的崇拜而暗含爱屋及乌之意,并就白谦慎先生《吴大澂和他的拓工》所提出相关的观点,重新加以探讨。同时,在逐一考察吴大澂所经眼的各种黄易《访碑图》及其数种临摹本的基础上,从文献资料出发,挖掘同治末年吴氏已为沈树镛独自创作《嵩山访碑图》,补充前人所论不足之处;揭示在他寓目黄易原作之前,早有自作访碑图的实际情况,进而讨论黄氏《访碑图》对吴氏的绘画临摹与创作的影响究竟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