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背景:森林管理者必须处理固有的随机生态和经济过程。树木的未来成长是不确定的,所以他们的价值是不确定的。低冲击、高频率或罕见的森林增长的灾难性冲击的随机性,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塑造树种和森林景观的组合。此外,木材价格的波动影响很大的森林收入。方法:马尔可夫决策过程(MDP)模型提供了一种严谨和实用的方法,优化管理策略,给出了这些风险的来源。结果:例子说明这样的管理方针与组合生态和经济目标问题,包括树种和大小,景观多样性,古老的保存,和碳封存。结论:研究结果说明MDP方法处理森林资源管理中的风险的能力。他们认识到,未来是最好的看在概率方面。考虑到这些可能性,MDPS领带最佳自适应行为严格的决策时间的森林和木材价格的状态。该方法是理论上严谨,高效,实用的现场实施。
简介:传统以来我国黄藤林的经营均以生产原藤为主,果实的价值长期被忽视。近年来随着黄藤果实收购价格的上涨,以生产果实为经营目的的黄藤果用林受到投资者的高度关注。文中分别采用重置成本法和年净收益现值法评估了黄藤果用林幼林和成熟林的价值。结果表明:1~5生幼龄林随林龄增加,其价值也在增加,1年生幼林价值为2.57万元/hm2,5年生幼林价值则上升至5.92万元/hm2;6~30年生的成熟林其价值大大高于幼龄林;但随着成熟林林龄的增加,其价值逐年下降,6年生成熟林的价值为114.29万元/hm2,30年生成熟林的价值下降为10.03万元/hm2。研究认为,如果黄藤果实价格保持当前的价格水平,投资黄藤果用林可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
简介:随着我国宏观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推进集体林权配套改革成为社会对集体林权改革的共识。因此,加强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变迁的研究,对于明确集体林权配套改革方向、深化社会宏观经济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不同历史时期集体林权制度对于产权主体的不同界定,将集体林权制度变迁的历程划分为4个阶段,并运用经济学的生产与消费、博弈论、制度经济学等理论对4个阶段的经济动因做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历次集体林权制度变迁的方向是与国家当时经济社会环境紧密相关的,历次集体林权制度变迁实质均是国家基于宏观经济最优化目标下的制度安排,与在此安排下农民作出的微观理性选择的结合,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成功实施均是宏观制度安排与微观理性选择相一致的结果。
简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马克思的一部重要的理论著作,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对生态美的破坏,特别提出了"异化劳动"对工人审美能力与情趣的摧残,使工人们变成了"片面的人"。马克思认为,自由自觉的劳动才能创造美,此观点此后成为生态美学研究的基石。马克思严肃批判了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对自然的极度破坏和对人审美能力的摧残,他认为"人类中心主义"虽然在极短的时间内推动人类社会急速发展,但也是导致人与自然不和谐的关键因素;自然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同时人也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人与自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到"全面的人"的概念,与其相对立的"片面的人"则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工人在资本主义的压迫下只关注物质的需求,失去了对事物的审美能力,马克思认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实现自我价值,实现人对事物的审美观照并创造美。各方纷纷从不同角度对其观点进行研究,本文则从生态美学角度出发,探究自由自觉的劳动是劳动与美的统一,而共产主义则是实现人和自然界、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实现审美主体与客体统一的社会阶段。
简介: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光能转换为化学能,捕光色素结合(LHC)蛋白与色素形成的复合体在捕获、传递和转化光能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研究毛竹(Phyllostachysedulis)LHC基因结构及表达模式对于揭示其在毛竹光合作用中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采用生物信息学的方法,对毛竹基因组中的LHC基因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在毛竹中共有29个LHC基因同源序列,其包含的内含子数量为0~5个。序列分析表明,29个LHC基因编码的蛋白分别属于光系统Ⅰ和光系统Ⅱ的捕光色素结合蛋白家族LHCⅠ和LHCⅡ。LHCⅠ包含5个亚家族(Lhca1-Lhca5),除了Lhca4含有3个成员外其他亚家族只有1个成员;而LHCⅡ包含6个亚族(Lhcb1-Lhcb6),每个亚家族的成员不同,其中Lhcb1的成员最多为7个。亲疏水性预测表明,不同亚家族成员存在着一定差异。蛋白结构预测发现,29个蛋白均包含导肽和成熟蛋白,具有跨膜结构域,均包含色素结合位点;其中12个蛋白的组成以α-螺旋为主,17个蛋白的组成以随机卷曲为主。基因表达谱分析表明,大多数LHC基因主要在叶片和花序中表达,笋中略有表达,而根和鞭中几乎检测不到表达。研究结果为进一步研究毛竹LHC基因的功能奠定了基础。
简介:现代性发展带来了全球性的环境问题。面对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认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急剧膨胀的人口增长所导致的,他们对环境问题具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与此相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认为环境问题在根本上是源于以发达国家或地区为首设置的不平等社会制度或结构问题所导致的。然而,归责并不能解决问题,面对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实际方案才是第一要务。我们有理由相信,基于对发达国家或地区和发达中国家或地区的两种不同视角的分析,当我们把人类整体的繁荣昌盛作为思考问题的起点时,一种能力方法理论可以支持我们提出一种多维度、多层次的全球性环境正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