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需求疲软,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特别是在世界金融危机复苏充满不确定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扩大内需、拉动增长更为重要,尤其是扩大最终消费需求意义重大。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国民收入增长,为消费需求增长奠定了基础,但要真正释放消费力,使之与经济增长相互适应和协调,调整和完善收入分配结构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着重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国民收入最终使用结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以及相应财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等方面对这一问题做出讨论。

简介：通过计算2013-2017年中欧班列市场的赫尔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指数),对中欧班列市场结构的动态变化进行了测度,并探究了地方政府力量尤其是运价补贴这一措施的重要影响。对地方政府给予当地开行的中欧班列运价补贴的社会福利损益进行定量分析,得出在现阶段要尽量减少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应努力提高中欧班列运行的供给价格弹性和需求价格弹性。为此,须大力破解中欧班列运行中所面临的诸多难题,降低各种显性和隐性成本,提升班列的市场化竞争能力和水平,依靠更加多元化、个性化、综合化的高附加值服务增强其吸引力和议价能力,降低对政府运价补贴的依赖性。

简介：针对司法解释制度及其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修改后的《立法法》增加规范司法解释的规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的司法解释制度仍然存在结构性缺陷,主要包括:司法解释范围与立法解释范围的界分不合理且缺乏现实可行性,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制度与修改后的《立法法》对司法解释进行的规制不匹配。为此,有必要有针对性地对司法解释制度进行优化,主要路径包括:合理界定司法解释的范围,完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制度。

简介：开展监所监督工作,是检察机关的职权之一,但此项权力也要受到法律的约束,防止监所监督权的滥用,因此检察机关必须明确把握监所监督权性质的定位。但立法中对监所监督权的性质定位并未有明确规定,所以一直以来颇有争议。而对于监所监督权在检察机关的权力体系中处于什么法律地位,与其他权力又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的厘清都有助于对监所监督权的进一步研究。只有通过深刻的反思,从全方位角度将其与监所监督、法律监督权、检察权以及刑罚执行监督权进行比较,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其性质,才能让监所监督工作更科学更全面的开展。

简介：加强政党政治生态治理是人类社会进入政党政治时代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文章分析党内政治生态的价值、使命、制度等10个影响因子,解析党内政治生态的信仰维持、组织生活、职务晋升等8个微生态结构,探讨党内政治生态的先锋理想的动力激发、党内生活的政治塑造等7大运行机制,旨在为建立党内政治生态更加有效的净化治理体系提供理论支撑和分析框架。

简介：社区公共物品网络治理供需双元割裂、利益博弈的形成原因、繁冗复杂的治理过程、个性异质的民众需求等诸多因子,凸显了社区公共物品网络治理冲突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社区公共物品网络治理冲突的归因主要涉及网络治理结构的固有属性和个体特征以及治理主体的有限理性和个体理性。社区公共物品网络治理冲突中蕴含的网络治理理论、冲突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是阐释冲突的理论基础。构建系统完备、协调高效的治理结构框架,“多维点-主体线-环节面”是社区公共物品网络治理创新及其冲突治理实践的重要方向。

简介：实践中,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CPA)的大多数执法行动均是通过暂缓起诉协议(DPAs)或不起诉协议(NPAs)和解结案的。但是,在联邦监管机构考虑使用缓起诉协议(DPAs)或不起诉协议(NPA)进行协商之前,通常会权衡企业是否愿意与执法机关潜在的调查进行合作,以及是否促进并提升了企业的合规文化。正如本文展示的,合作与合规并不总是与遭受FCPA审查风险企业的最佳利益相融合。合作往往意味着要求企业律师确定实施违法行为的个人。如果这些个人在单独的行动中受到纪律处分或被起诉,由此造成的后果可能导致企业内部的个人和律师之间的互不信任,企业内部沟通的崩溃,造成不公平待遇的感觉以及不适当的风险规避举措,而所有这些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均是不利的,并且可能阻碍企业维护守法文化的努力。事实上,这些并不是新问题,但由于监管机构经常以扩张方式解释FCPA,使得它们在FCPA背景下具有了特别意义。由于监管机构频繁地解释FCPA,而FCPA的复杂性与潜在行为的跨国性质,使得在允许的竞争性活动和不允许行贿之间经常出现模糊的界限。尽管许多企业最终可能认为合作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是可以解决的,但在设计企业内部的合规计划时,企业和企业内部的律师仍然认识到这些问题至关重要,监管机构也需要意识到,他们的执法政策可能会阻碍企业自我监管的努力。

简介：政策执行是将政策制定者的意图转化为预期结果的活动,是公共政策过程的关键阶段。政策执行涉及政策执行者的能动因素和结构因素。基层公务员的政策执行,是复杂环境与执行者能动性交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基层公务员的政策执行行为受政策规定的合理性、资源的可得性、目标群体的异质性、组织控制的有效性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基层公务员的政策执行效果则受其政策执行能力与素质的影响。在结构性脉络中,基层公务员是具有自我意识、反身性与策略性的执行者,这些具有不同政策执行能力和意愿的基层公务员会在对结构性脉络和自身能力的认知基础上发展出一系列策略性行为。这些基于结构性限制下的有意识的策略性行为,是现实当中存在的基层公务员政策执行行为。要辩证地看待基层公务员的策略性行为。

简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只有通过市场信号才能如实反映出来,也只有通过市场竞争才能有效化解。要把创新体制机制排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位。随着城乡居民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提高,对农产品需求逐渐从量的需求转到质量和安全上来,要求大幅度提升这部分新产品的比重。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开发农业新功能、创造新业态、提供新供给、满足新需求。我国部分大宗作物产品过剩,是由于我国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无力与进口农产品竞争。改革农地产权结构,实施"三权分置",推动土地经营权流转,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是提高农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要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创新是第一要素,教育是基础,这就必须改革城乡二元教育结构,把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到农村,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大规模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简介：社会抗争关系到利益表达与维护,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形式,国内的抗争诉求多集中在“权利与利益”方面。社会抗争行为发生在一定的场域之中,场域中包含抗争者、管控者、制度、规则等内容,场域具有非“是非”特征,呈现出一种波动性的“半闭合”状态。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产生离不开政治机会结构,政治机会结构塑造了抗争场域,在场域中放置了政治机会与政治限制。当然政治机会结构是政府“过程学习”的结果,虽然政府有“内生性”学习目标(为人民服务),但是政府的学习也会出现偏差,因而社会抗争行为的场域——政治机会结构——政府的“过程学习”,这一衍变过程即是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逻辑所在。展望未来,逐步构建回应性政治,在政治吸纳上做功课,遵循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逻辑,显得尤为重要。

简介：党委、政府与社会在国家治理结构中的定位,是指在治理体系结构中的组织定位和在治理能力结构中的职能定位。不同主体都有基本的组织形式与职能,党委是联系各方成为统一体系的组织枢纽,履行领导各方的政治职能;政府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国家行政机构,履行配置公共资源、管理公共事务的行政职能;社会是提供多样性服务的自主成员,履行协同党委政府开展治理活动的职能。国家治理体制改革就是要设定组织与职能建设的新规范,优化治理结构,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简介：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民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四十不惑,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同时,科学分析和总结取得成就的原因,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