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崛起，中美两国之间出现“结构性矛盾”和“兼容并存”的双重局面。亚太地区是中美互动的主要区域，域内各国都在一定程度上面临对华、对美外交选择的难题。韩国在中、美问实施平衡外交的做法成熟而智慧，不仅有效稳定了美韩同盟关系和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较好地维护了本国利益，而且对于促进区域稳定和合作发生了积极的作用，可称之为“韩国模式”。“韩国模式”对亚太和全球都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作”和“做”是现代汉语中相当难以区分的两个动词，即令严肃的政治文本，也常常彼此混淆，党章有“做贡献”一语．而高官讲话多见“作贡献”之说。“作讲话”为主流媒体所通用．而“做讲话”从网上亦可搜出多条。就是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亦未能严格界定二者的区别，既有“当做”，又有“当作”，让人莫知所从。本来这两个词在当代语境里往往可通用．除了专业的语文工作者可循其细微区别作出恰当选择，不少作者大抵是凭习惯随手写来。

简介：<正>中国农业合作化与苏联农业集体化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关系?王前认为“50年代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就是30年代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翻版”,“从总的理论发展摸式和指导思想上看,(它)并未跳出斯大林全盘集体化的巢臼”。赵金鹏的观点则恰好相反,他认为“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绝不是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翻版”。我觉得,这两种观点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其实,在目标、内容和基本形式上,中国农业合作化与苏联农业集体化确实是相同或类似的,但同时还应看到,两者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正是这些差异体现了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特殊性和创造性。

简介：本文从"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的本质区别开始阐述"法治"这个从古到今源自西方的"法治"观。其实,西方的法治被分为"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这两种,"形式法治"是实现"实质法治"的前提。而我国现今所提倡的"依法治国"则需要高度民主政治体制。这项要求其实是属于西方"实质法治"的范畴,因为西方的"形式法治"并不要求一定要有民主的政治体制。除此以外,无论是新自然法学代表人物富勒还是新分析法学的拉兹他们所提倡的法治概念,所列举出来的"形式法治"的基本要素或原则大体相同,这也是作为衡量与评价香港法治指数的最基本要素。

简介：自执政以来,缅甸民盟政府尽管倡导并积极推进＂21世纪彬龙会议＂,但目前取得的成效有限。缅甸持续近70年的族群冲突问题是多种因素不断累积造成的。整体而言,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根源性的历史—殖民因素,结构性的国家制度因素,不同时期累积起来并得以持续的族群政策,以及族群武装组织本身的一些因素。目前来看,缅甸尚未完全具备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族群冲突问题并真正实现族群和解所需要的主客观条件。因此,采取有效措施实现对族群冲突的有效规制,创造各种支持族群和解的条件,对于继续推进缅甸族群和解进程具有重要的作用。

简介：今晨换厚袜子。看着袜子，想起买这袜子，还是彼特付的钱。彼特是我们悉尼东方旅行社的老顾客，上次跟我带的团去台湾。他知道我是素食主义者，每当见到素食，总忘不了提醒：“珍妮花，这是素的。”

简介：新加坡各族群的族群认同随着殖民统治的持续逐渐培养起来,在二战时期得到激励和强化,随之在战后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得以爆发。这种多元的次国家认同必将会与新生的国家认同产生矛盾,造成难以避免的结构性认同张力。独立建国以后,几十年的族群治理进程有效缓解了族群与国家之间的认同张力,推动了'新加坡人'国家认同的建构。最终在由国家主导,族群与社区积极参与的族群多层治理结构中,上位的国民身份取代原有的族群身份成为首要的认同选项。

简介：根据美国最新公布的各族群的普查、统计及抽样等数据与研究成果,对亚裔各族群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华裔、印度裔、菲律宾裔、日裔、韩裔和越南裔,在人口构成与地理分布、人口素质与职业构成、个人与家庭收入、企业数量及收益、自营职业状况等方面各有千秋.华裔呈现两极状态：高层次方面,华裔受教育水平、高级职业比例、企业平均收益等指标,都紧随印度裔之后居第二位;在硅谷和美国新经济中,华裔与印度裔相媲美;低层次方面,华裔贫困率高以及高中以下学历者多,都仅次于越南裔;偷渡移民在亚裔中最为突出.此外,华裔族群经济规模较大,自成一体,具有自我生成、自我扩张的能力,能够消化相当数量的移民.亚裔在美国的差异性与他们在亚洲本土的文化差异度没有直接的相关性,甚至大相径庭.这些差异是移民及其后裔在迁徙过程和异国谋生过程中适应环境所做出的不同的理性选择.中华文化与海外华人的独特性等既有观点,经不起客观数据比较的验证.

简介：1969年，中苏边境发生武装冲突，珍宝岛战斗爆发，中苏关系日趋紧张。我当时在海军北海舰队旅顺基地服役，随部队被派往吉林省珲春县某地执行任务，9月底我们到达新的驻地。

简介：德国科隆大学社会学博士、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何怀宁副教授的新著《华人族群及与德国社会的整合》已于2012年7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目前学术界关于在德华人族群的研究尚不多见，但中德皆为对世界极具影响力的大国，且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往来日趋密切，因此，对华人与德国社会融合的研究便显得极为必要。作者力图客观全面地对在德华人群体和他们的社会整合及分化加以梳理和分析。作者在研究中运用了历史学、地理学、人口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同时使用了较为丰富的历史文献和珍贵历史档案。

简介：随着现代经济特别是旅游业在阿美、摩梭人中的兴起,对阿美、摩梭人家庭中男女成员的劳动分工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而也影响母系大家庭的形式。总的来看,旅游业的发展使母系大家庭形式更趋稳定。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显示了母系大家庭的生命力,也让显示了保护传统文化与发展区域经济并不矛盾。

简介：各种因素使得困扰菲律宾多时的族群冲突迟迟得不到彻底的解决,这严重影响了菲律宾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市民社会健康、和谐的发展不仅可以减少发生族群冲突的可能性,也会在缓和已有冲突并最终建立持久和平方面有所贡献。菲律宾的非政府组织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尝试。

简介：缅甸华侨华人是一个重要的族群.然而,长期以来却受到了忽视,成为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本文从缅甸华侨华人的人数、籍贯构成、经济状况的发展演变和文化等几方面,勾勒了缅甸华侨华人社会的大致轮廊,并分析了二战后缅甸华侨华人社会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

简介：确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是保障刑事司法公正和效率的首要问题.在刑事司法工作中,只有正确区分罪与非罪和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才能保障司法公正和效率,稳、准、狠地打击犯罪、惩罚犯罪,切实有效地保护人民.如果在刑事司法中混淆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就会造成定性不准、适用法律不当,不是把无罪当成有罪或者把有罪当成无罪,就是重罪轻判或者轻罪重判,甚至造成冤假错案,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和司法的公正和效率.

简介：美国越南人族群是美国多民族大熔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70年代的越南难民潮导致了美国越南人族群数量的激增。他们抵达美国后通过不断努力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取得了长足进步，并为其政治参与创造了条件。美国越南人族群在过去30年间的政治参与发生了显著变化，从最初单纯重视游行示威，到逐渐学会运用多种方式参与到美国主流政治生活中去。他们的政治参与还存在着明显的右倾保守化、发展变化迅速等特点。

简介：阿昌族是云南独有民族之一，主要居住在云南省德宏傣族荣颇族自治州。其由于受文化影响而导致族群分化，进而引发语言变迁的情况具有典型性。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语言问题。

简介：试用最新潮的化妆品和小家电，试玩最新款的网络游戏，试尝即将面市的食品和饮料……他们常被称为“试客”。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内地的“试客”族群已经激增至330万人。通过“试用”的方式来推销产品或进行市场调查，早已是商家们惯用的手法，伴随着“试客”家族的日益庞大，“试客经济”正在悄然升温。在“信息爆炸”的年代，没有哪一种方式能比互联网更快地寻觅到更多、更合适的试用者。

简介：基于两个分析性的创新：对社会事实秉持以机制为基础的理解路径和对动态交互影响的强调,作者提出了一个有关族群战争爆发的广义理论,并利用两种元机制——安全困境/螺旋模型和群体间–群体内互动——作为＂元综合器＂,将战争的影响因素与冲突行为的直接驱动力联系起来,对散布在现有文献中的众多因素和机制加以综合,形成了一个更具整合性且动态的族群战争理论。该理论不但整合了既有文献中已经识别的众多因素和机制,而且揭示了先前被隐藏或被忽视的因素、互动和机制,由此指明未来在这些方向的探究将是硕果累累。

简介：从西方学界有关这一术语的部分定义入手。从中抽取其普遍的要素进行应用性的分析，将这一术语的含义和应用限定于人类社全“族类”共同体范畴，井通过图式化的说明，就西方国家释义和应用这一术语的情况进行了辨识，以期为该术语在“本土化”(族群)过程中如何理解其含义和怎样把握其应用的边界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背景。

简介：与成熟的民主国家相比，非洲国家往往出现选举失利者不接受选举结果的情况即“输家政治”，西方学者多将这归因于非洲自身原因特别是族群矛盾或冲突。作者运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1960-2012年间非洲大选中的输家政治现象，得出了不同结论。研究显示，非洲大选中的输家政治可分为三个时期，即1960-1970年的非殖民化运动成功初期，1971-1991年的政治现代化倒退时期，1992-2012年“第三波”民主化时期。输家政治在三个时期的表现和深层次动因并不相同，总体上族群矛盾不能被认为是非洲输家政治的根本原因。定量研究显示，族群因素仅在第二个时期有统计重要性，但并不暗示明确的因果关系。定量研究还得出一个西方研究者往往试图回避的结论，即在第一个和第三个时期，外部介入都是非洲输家政治的重要诱因，或者说西方在非洲推广的可能不是民主而是“民乱”，非洲需要确保对自身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所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