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从考辨"西学"原型、追寻晚明士大夫与传教士"会通中西"之哲学深意上立说,运用概念辨析与历史重构相结合的哲学史方法,分析论证了晚明新起的学术思潮,及"预流"于其中的"少数创造者"士大夫与传教士群体之学术旨趣及其"近代"意义.认为:晚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欧洲传教士输入的"西学"原型,是以"天学"为核心的亦宗教亦哲学、亦政治、亦科技的复合体;以李贽、焦竑为代表的"三教归一"论和以徐光启、王徵为代表的"中西会通"论,这两股学术思潮共同导致了晚明王朝的理论危机;利玛窦立足于"天学"的宗教立场,徐光启立足于"理学"之哲学立场,共同确立了"易佛补儒"的"中国式"传教总策略,利本想依此进入中国士大夫上层社会以传播福音,徐本想依此恢复"朱学正脉",以挽救王学末流丧失儒家经学支柱之危机,结果却因意想不到的宗教角色向学术角色的转换,造成了千载难逢的"中西会通"之历史机遇,出现了"会通中西"之大量科技成果.是泾阳王徵的哲学创作,它是以"理学"会通"天学"的神哲学范例,其价值不在科技著作之下.

简介：<正>我治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本不敢置一言;承胡孚琛先生不弃,常来谈道家和道教的学问,获益匪浅。盖中西学术分殊,究其深层思理,也常有可以贯通的地方。此次孚琛又以陈撄宁先生遗著《参同契讲义》见示,并辅以有关书籍,着我阅读,嘱为陈先生遗著作序,踌蹰再三,作序不敢,遂以一篇学习心得求教。

简介：

简介：本文依照文化比较的共时、对等原则,初步考察了中西义利思想的源流和同异。说明道义与功利的关系,不仅是中国历代学者长期思考、论争不止的重要问题,而且也是西方思想家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中西方思想家大都力图从理论上解决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道德原则与经济利益的矛盾,以指导人们作出适当的价值选择,给社会需要以理论的满足。在古代,虽然中西方学者对于道义和功利内涵的理解有所不同,但他们大都强调精神生活的价值而贬斥物质生活的意义,都强调群体利益、道德原则高于个体利益、经济利益。因此,功利主义并不是西方古今相承的思想传统;重义轻利不仅是中国古代而且也是西方古代的传统思想。西方自文艺复兴开始,方打破了千百年来的思想传统,而中国则始终保持了传统的重义轻利思想;也就是从这时起,中西义利思想才迥然不同,呈现出根本的差异。

简介：在中国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讨论语境中，“中国式启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联系紧密，以至于被当作同义语使用。这一方面有助于理解“新文化运动”的某个面相，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五四运动与启蒙观念本身的复杂性。

简介：本论文以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和西方古希腊三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人性思想中的＂性善论＂为研究对象,说明两者在唯心主义色彩、重义轻利的立场以及在重视人性的后天培养等几个方面的相似性;同时,作者还认识到,由于文化差异,双方在诸多方面又存在不同,主要表现为中西方在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人性观不同、在人性培养的方法认识上的差别、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差异等。

简介：古希腊苏格拉底提出两个重要命题：“美德即知识”和“美德可教”。在苏格拉底看来，美德是普遍的、客观的、必然的知识，是超验的，而不是那种个人的、主观的、经验的意见，因此，相对于不可教的主观意见而言，美德是知识，是可教的。围绕美德是否可教的问题，苏格拉底与格劳孔等智者的主要分歧在于：苏格拉底认为人具有自身的善，教化主要是让人发现自身的善，以增强自身内在的道德自律；格劳孔则更强调入性的自私，强调法律等外在他律。就美德与教化的问题，中国古代哲人也进行了深思，特别是儒家对美德与教化进行了深入探讨：孔子基于“性相近，习相远”而重视道德教化，孟子主性善而强调反求诸己，荀子主性恶而重视礼法约束，王阳明的致良知则在孟子良知说基础上进一步强调道德教化与知行合一的关系。中西哲人有关美德与教化的讨论体现了人类对于普世道德的追问，同时也展现了中西道德哲学的不同旨趣。

简介：中国传统哲学属于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它与西方的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实体形态的形而上学不同，亚氏的形而上学是由对是的逻辑分析开始的，即由对逻辑命题的分析而寻找不变的实体存在。亚氏的思维方式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哲学则不然，它是由“省身”，“尽心、知性、知天”，“思诚”、“静观”，“玄贤”、觉悟而去认识世界的本体，这种形而上学固然是境界形态的，至于现代，西方哲学出现了转向，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对存在（是）作了新的诠释，海氏的诠释在某种意义上与中国传统哲学有契合之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传统哲学所潜含的现代意义。

简介：<正>梁启超一生写过许多评论孔子的文章,他对孔子的看法也与其政治主张一样,是多变的,从十九世纪末到本世纪二十年代,至少经过了四次较大的变化。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基本上追随康有为,是一个坚决的保教派。1898年写的《读<春秋>界说》更发挥了康氏的观点,认为“《春秋》立三世之义,以明往古来今天地万物递变递进之理,为孔子范围万世之精意。”此为其第一阶段之思想。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由提倡保教变为反对保教。同时,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指责孔子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蟊贼”,由尊孔变为批孔。此

简介：在《论语》一书中，“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它不仅出现频率较高，而且全书还以“学”字开篇。从一定意义上说，“学”字可谓《论语》思想的“核心”。对于“学”字，其涵义大抵可析为二：其一为动词义，即“学习”；其二为名词义，即“学问”。对《论语》中该字两方面的涵义作具体分析，将对深入理解儒家思想有重要意义。

简介：从诠释学观点考察汉代新经学的建立和性格特征，可以证知，董仲舒《着秋繁露》新儒学哲学、人学体系的建立，是汉代新经学得以成立并成为汉代政治、伦理、道德、学术之全面指导思想的关键。董仲舒所以成功，除了政治和时代的风云际会，实有赖于其抓住了“人”这个根本，喊出了“人为贵”的响亮口号，并成功地完成了对先秦诸家学说的综合创新。

简介：<正>前时治墨家学术思想,集得几点心得,就教于国内外墨学专家学者。一、墨子何以姓墨墨子姓墨名翟,我们从读《墨子》和先秦诸子著作中,均可随时看到,应该是成为先秦学术思想史上的一般常识了。但墨子何以姓墨?却可引起人们的思考。

简介：<正>生平传略张载,字子厚,世称横渠先生。生于公元1020——1077年。祖居大梁,后迁凤翔、邵县横渠镇。又移长安,遂为长安人。张载少孤而自立,喜谈兵事。年二十一,曾以书谒陕西宣抚使范仲淹,慨然欲树功名。范仲淹识其才,乃告诫说:“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劝他读《中庸》。他接受了范仲淹的忠告,《中庸》犹以为未足,又窥之于释、道。但“累年究极其说,知

简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格局出现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局面，不时爆发激烈的国际冲突，甚至有时发展到要爆发核战争的边缘(如20世纪60年代初的加勒比海危机)。90年代初，延续40多年的冷战结束，国际格局大变，核战争的威胁似乎已经消除。人们本以为国

简介：《资本论》最为关注的就是“资本”问题。要真正理解和把握资本的“形式规定”，就必须对“资本本身”进行最为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现象学”分析。

简介：关学有史肇端于明代冯从吾的《关学编》；嗣后关学学者王心敬、李元春和贺瑞麟皆起而续之，遂有《关学续编》；民国间，为宦陕西的川籍学人张骥又编有《关学宗传》，这些都是有关关学学术史的重要文献。但或因其“牵合附会之习”而滥入，或因“拘于门户之见”而摈弃，这些文献对于关学史的认识都存在不少缺陷。现代学人撰写的与关学思想史相关的论著，较早见于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

简介：孔学的一个基本思想原则是“损益”,对传统思想的“损益”,是为了宗法等级制度的长期存在和发展。“损益”思想原则对我国封建社会有极大影响。孟子、荀子损益孔子思想,发展了儒学,董仲舒适应封建大一统的客观需要,对孔学损益而非改铸。宋明理学仍是传统儒学的损益,它在理论上增益新的内容,却减少了民主性的精华。“损益”原则的长期发展,植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特点。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儒学的损益,有维护旧制度,又作某些改良的总倾向。封建后期,儒学虽在思辨方面对中国哲学发展有巨大影响,但某些进步因素和民主性精华已丧失。直到五四运动,才彻底反对宗法制度,完全摆脱孔学“损益”观的束缚。但几千年传统思想的力量异常强大,至今仍有反封建思想的艰巨任务。由于封建宗法等级制已不存在,儒学失去了依据,不能再予“损益”,今日再提倡新儒学也是行不通的。对于历史上的孔学“损益”原则,要科学地、历史地分析;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它同真正的变革是不相容的。

简介：在早期儒家哲学家中,荀子以礼学见长.荀氏之礼学,义精蕴奥,广博多方,引人注目.本文试从多个视角勾勒其理论内涵:荀子以礼为人类社会之根本,以天人同理主据天地自然而证礼,是为礼学之本体根源论;荀子言欲求天然,由养欲节求、欲物相长而论礼之缘起.将礼以人文之原则、文饰之技巧溶情感于理智、汇政治理性入民俗仪式,是为礼学之人本文化论;荀子由群论分,以礼明分使群,自异求同,从别索齐,隆礼至法,引法入礼,将制礼者、释礼者、执礼者归结于圣主君王,是为礼学之社会政治论.

简介：在季羡林先生浩瀚的著作中，翻译作品占有相当的比例，有关翻译的论述虽然不是很多，但有着他对翻译的独到见解，凝聚着他深邃的思想与洞见，尤其是他严谨的译风，对今天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简介：　　研究任何一门科学,都必须首先了解这门科学过去和现在的研究状况.否则,就不知道前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不能借鉴古人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不了解当前这门科学的前沿性问题,也就谈不上在已有的基础上取得新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