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公元986年,在宋辽大战中,名将杨业殉难.其子杨延昭子承父志,在边防二十余年,屡立奇功,契丹惮之,目为"杨六郎".延昭子文广亦有功于边防,未尝辱没家声.杨氏后代及一些族人也一直在边关效力.以一个家族继代相承捍卫祖国而又忠勇若杨氏者,实为历史所罕见.

简介：文化传播是文化增值的重要手段，也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必然要求。在新媒体条件下，文化馆‘‘公益文化也需要大力传播”的创新理念，通过多媒体融合、多手段传播，不断在公共文化服务传播方式上进行创新。本文通过成功案例分析以及我省公共文化服务传播问题分析，提出对策建议。

简介：<正>民间传承是前大众传播的文化传递形式,与各种实体的或观念的民俗事象一样,同为民间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它也是民俗学难以回避的认识对象。这种传播形式大概与语言的诞生、成熟过程同步伴随着人类每一个文化足迹直至今天。

简介：<正>▲天台宗在香港香港地处我国南方,其地理位置居广东省珠江东侧。据史料记载,香港佛教的史迹,可上溯到公元380—458年的晋、宋时代,那时杯渡禅师在屯门山(现名青山)上所建的杯渡庵,便是著名的佛教古迹。到了明代,锦田观音山凌云寺的建立,使香港佛教进入活跃的时期。

简介：在媒介的发展推动下,民俗艺术传播的＂意义空间＂发生了衍变,从着重于文化共享过程与风俗传承认同的初始意义,渐变为由媒介科技化介入之后的被表述、被干预的意义呈现。通过现代媒介传播的民俗艺术能够被媒介能动地反映与创造,而媒介技术的影像传播也造成了民俗艺术传播现场感的缺失与人际交流的淡化,媒介科技化与民俗艺术传播的互动关系将进一步促进关于民俗艺术传播＂意义空间＂的探寻、阐释与反思。

简介：在世界文化史上，再也没有哪两种文化有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关系密切。这种密切关系来自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积极汲取。郭沫若曾经指出：“中国在隋唐以后经过好些的外族蹂躏，古代的衣冠人物荡然无存而又另起炉灶。日本则是因岛国的关系，没有受到这种外来的损害。因此隋、唐时代的封建文物及至良风美俗，差不多原封不动地被保存着。例如唐代的宫庭音乐和舞蹈，在中国是失传了的，而在日本却还有保存。有些乐谱被改成五线谱，并灌入了胶片，日本人竟把这些乐舞视为‘国粹’，用来招待外宾”。［１］以至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惊呼：“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外国文明。”［２］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海绵般吸收的特性，主要得力于与中国文化的交流，最明显的莫过于儒家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简介：民间社火是昭君戏传播的重要民俗文化土壤，“扮故事”和“竹马”是社火游艺队伍中装演昭君故事最主要的两种表演形态。昭君戏与“扮故事”、“竹马”相结合，是故事内容与艺术形式双向选择的结果。“扮故事”和“竹马”等社火艺术装演昭君故事，是昭君戏舞台传播的一种延伸形态。

简介：<正>中国王朝的国家权力对周围诸国有着深刻的影响,其中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产生是汉以来的事情,到南北朝时期,汉族和鲜卑族等产生对立,和周围诸国的关系一度复杂化.总的说来,北朝在政治上,军事上占优势,而在思想、学术、文化方面,南朝则要先进得多,这样,江南的制度和文化自然而然在北朝以及周围诸国广泛流传,佛教图像也不例外.笔者曾经认为伴随天莲花和变化生乘云而飞的龙门型天人像并非北魏时期所创,因为在龙门以前有些已经在南齐流行,在这些图像中,有天莲花→变化生→天人这种链环式的关系,其特征显而易见.

简介：<正>小乘佛教是云南傣族全民信奉的宗教.关于小乘佛教如何传入西双版纳的问题,一直有不同说法.笔者在本文中将综合历史文献及文物佐证,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求正于专家学者.佛教起源于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的古代印度,后来分裂成上座部、大众部两种部派佛教,上座部即是保持原始教义的小乘佛教,大众部即大乘佛教.大众部主要流行在印度中部、西北部和西部,东汉时经中亚北传入中国、朝鲜、日本等国.上座部佛教流行于斯里兰卡,后来又从斯里兰卡传到中南半岛诸国和我国云南省的傣族聚居的南部和西部,通称为南传上座部佛教.

简介：近年来，社区博物馆成为国外博物馆业界所热议的发展课题，逐渐形成了博物馆学研究的新领域。这一博物馆经营理念之传入国内，亦日益得到业界各方的关注与重视。笔者试图从博物馆传播学角度，解析社区博物馆的传播原理与社会效果，探讨社区博物馆之于城市文化发展和城乡社区建设的意义。

简介：<正>西方法律在近代中国的最早传播,应该是林则徐于1839—1842年主持翻译的《各国律例》,这是我国最早简略介绍西方近代国际法的中文译著.继其之后,在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梁廷(木丹)的《合省图说》以及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中,都洋溢着对英美等国的立法、司法的介绍之言.尽管他们的介绍极为零碎、肤浅,但毕竟给闭塞、沉闷的中国社会透露了新鲜信息.如果说,自从鸦片战争后,中西文化的交流仅限于西方的“船坚炮利”,那么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变迁和“师夷”思想的发展,到了19世纪60至90年代,中西文化交流便扩展到器物技艺、自然科学和少量的社会科学方面,并出现了西学东渐的局面.在“器可变,道不可变”的文化选择取向的规定下,西方法文化作为一种“治之具”、“应世事”之用的文化,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其传播媒介主要有以下三种:

简介：文章充分阐述了公共群众文化的重要作用，并结合揭阳市的具体实际情况，详述创新公共群众文化的一些具体做法和方式，这些方式有力的推动了当地群众文化的普及和发展。

简介：很激动，这个六卷本的《中国民俗史》出版，怀念我们敬爱的钟敬文老师。钟先生给我们博士生上的课就是“中国民俗史”，还有一门课是“中国民俗学史”。这一本书其实是灌输了钟先生关于如何书写中国民俗史的一些理念和立场。

简介：博物馆教育，从教育对象划分，可以分为成人教育和儿童教育。基于儿童的认知特性，博物馆儿童教育在实践中更能突显博物馆教育人员的教育特质和专业素养。在强调兴趣而非知识，强调探索而非接受的儿童认知活动中，选择合适的教育方式，创设合理的教育情境，将直接决定博物馆儿童教育的成效。笔者结合多年博物馆教育实践，从博物馆儿童教育之方式、成效和情境创设等问题入手，提出教育者要善于利用教育资源，创设适合儿童学习的教育情境，通过调动儿童参与、促进儿童与展品互动、吸引家长关注、激发儿童想象力及教育人员通盘谋划等方式，全面提升博物馆儿童教育品质，激发儿童在博物馆学习的兴趣，促进博物馆儿童教育之发展。

简介：任何一个来欧洲旅行的旅客,来到南欧一大西洋伊比利亚半岛小国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这个人口不足50万的古老城市,不管是吃、喝、玩、行走都有所收获.里斯本有7座山丘,号称“七丘城”,传说这7座山丘是由7条蛇,在某一天变成7个美女,然后又因为这7个美女不听上帝的话,又叫上帝把这7个美女变成了7座山丘.顺着“七丘城”南边第七个山丘的方向走出去,那里有一个全葡萄牙出了名的美食镇一乳猪镇.几个开中餐馆的老板朋友知道我从西班牙远道而来,便一起约定去吃葡国乳猪,并向人家取取经.一早驱车,顺着第七山丘方向走出里斯本,离开里斯本约两个小时我们就到了一个叫Mealhada的地方.到达这个小镇,举目皆是吃乳猪的餐馆,每一家人都挂着小乳猪的招牌,要是不熟悉,真不知道选哪一家好.

简介：专业人才是文化馆开展群众公共文化服务的生命，这已经为多年来群众文化工作的实践所证明。一个文化馆，专业人才越多，创作辅导，策划组织的能力就越强，它对活跃和繁荣当地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所起的作用就越大。文化馆是群众文化事业发展的基地，也是培养群文活动人才的学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创新文化服务方式的拓展，社会对文化馆的服务职能提出了更高更新的需求。文化馆储备了文化专业人才，就能拓展文化服务功能，创新文化服务方式，全面繁荣文化事业，推进基层农村文化建设。

简介：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网络传播博物馆信息的优势和特色，必将使网络传播成为二十一世纪博物馆信息传播的重要手段。　　

简介：<正>民俗学作为新兴的科学从国外被介绍进来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这其间中国学者对于民俗学研究的探索精神不容否定。纵观世界民俗学的发展,都在朝着各自国别的特色行进,不管是最早形成的英国的民俗学,还是法国、德国、日本,以及现在的美国民俗学研究,都是如此。我国的民俗学在经历自己所走过的路之后,开始了民间文学(语言的传承)与民俗学(行为的传承)分一为二的研究,这种趋势为近几年来民俗学与民间文

简介：追求宏大理论抑或尊重地方性知识,是民俗学研究的'两极'。面对民俗学,特别是美国民俗学在当代的式微,阿兰·邓迪斯等学者将造成这一现象的主因归于民俗学者专注经验材料的搜集与呈现,而未能有效建构超越日常实践的宏大理论。作为将理论建构与经验实证相结合的有益尝试,邓迪斯的民俗解析实践启发了民俗学者突破经验世界的局限,以寻找独立民俗现象的普遍意义,并为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及非遗内具之共享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解释框架和认识论范式。在此基础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文化传播即是民俗学理论建设与经验实证相结合的新起点与新方向。

简介：在国际民间故事研究界，由芬兰学者阿尔奈（AnttiAarne，1867—1925）和美国学者汤普森（StithThompson，1885—1976）共同完成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被称为国际通行的“AT分类法”。该索引为民间故事的跨国界、跨文化比较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参照，但两位编者已经意识到，他们的资料范围主要集中在欧洲，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