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但不是所有的欺诈诉讼行为都要以犯罪论,　　欺诈诉讼行为一般构成诈骗罪,　　二、 欺诈诉讼行为的罪质分析　　欺诈诉讼行为可能构成犯罪

简介：教唆人的教唆行为的后果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单独教唆犯的教唆行为不属于实行行为,不能确认其为犯罪.因此,应对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进行修改,取消对单独教唆犯的刑罚,以保障刑法分则与总则立法精神上的一致.

简介：可罚的违法性是日本刑法学者为了在司法中将形式上符合构成要件而实质违法程度轻微的行为非罪化提出的概念。可罚的违法性，即值得动用刑罚处罚的违法性。如果危害行为不具有可罚的违法性，即便符合构成要件的形式特征也不构成犯罪。可罚的违法性概念的理论基础是刑法谦抑性和违法相对性。我国刑法应当借鉴可罚的违法性理论，以便在司法中将轻微危害行为排除在犯罪范围之外。在司法中，决定一个符合构成要件形式特征的危害行为最终是否需要动用刑罚处罚，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简介：一、导言本文题目与HeikeJung不久前所发表的一篇论文标题[1]相同。我随其选择这一主题,不仅要以此方式对这位多年的朋友和诸多选择性草案的合作者表达敬意,也是因近年来这一主题重新具有特别现实意义的缘故。战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不能未遂一般不受处罚随着持续性的司法实践几乎不受怀疑,尽管直至19世纪30年代左右仍有很多理论上的反对者。[2]此后,新刑法总则的立法者在第22条中

简介：　　预备中止=自动中止的犯罪预备意图+自动中止的犯罪预备行为,但这里的犯罪预备却不同于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预备,当刑法规定将这种行为作为犯罪处罚时

简介：日本刑法中的可罚的违法性论，旨在将尚未达到可罚的违法程度的微罪行为排除在刑法不法之外。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形成了以佐伯千仞博士为代表的违法性阻却型和以藤木英雄博士为代表的构成要件符合性阻却型两大谱系。绝对轻微型、相对轻微型和违法相对型事案是这一理论适用的主要范围。尽管可罚的违法性理论体现了犯罪成立的罪量要求，与我国刑法中的罪量规定可谓异曲同工，但立法模式、犯罪论体系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表明借鉴的意义可能是有限的；不过，该理论的发展历程也给予我们诸多价值观念和方法论意义上的启示。

简介：我国刑法对预备犯只在总则中就其处罚原则作概括规定而不在分则中载明对哪些犯罪处罚其预备犯,我国刑法对预备犯的处罚只在总则中作概括规定,即在刑法总则和分则中均未规定处罚预备行为

简介：刑事责任能力的存在就起于原因行为的实施阶段,　　三、刑事责任能力存在时期及实行行为　　作为现实犯罪的责任前提的刑事责任能力何时存在,将原因自由行为作为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原则的例外

简介：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已成为人类日常生活中最为普遍的存在，网络犯罪也随之越来越多，对于网络犯罪提供技术支持的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具备可罚性，学界的观点有主观说和客观说，但主观说存在主观归罪，标准无法认定等缺陷；客观说的合理之处在于其支持可罚的依据在于网络中立帮助行为本身可罚，与行为人的主观意识无关，本文支持陈洪兵教授的观点，以利益衡量说作为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可罚的判断标准。

简介：【摘要】外国刑法对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的依据主要有三种学说，“定型说”、“有力说”及“相当因果关系说”，无论哪种观点均无碍各国刑法对此行为进行的相应的规范，对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依据的讨论也是对法律规范的更好理解。【关键词】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定型说有力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前些天看到了一则新闻，是关于某地开始施行的死刑犯临行前可以见家属的这么一个通人情的新规定。当中举出了一个死刑犯在临行前与家属见面的场景，报道中的这个即将被执行死刑的人因为酒后杀人而被判处死刑，遗憾的是，具体的犯罪过程报道中并未提及。酒后杀人竟然要被判处死刑，其承担之罪刑令人想起外国刑法中的原因自由行为关于可罚性的争论。现结合中外刑法的相关理论，谈谈笔者对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争论的思考。……

简介：中性帮助行为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权衡同一行为中的两种不同属性,准确判断出可罚的中性帮助行为。中性的帮助行为是否成立帮助犯,应该以帮助犯的构成要件为标准,在客观上必须强调帮助行为与正犯行为及特定犯罪结果之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在主观上必须存在对特定犯罪的帮助故意。然后,还必须从容许的危险角度,结合比例原则,综合判断是否存在排除不法的事由。在我国刑法相关条文中,对中性帮助行为成立帮助犯,设置了比一般帮助犯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简介：以往在我国关于共犯理论的研究与实际事件之中,对向犯问题表现出备受冷落的实际情况,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是寥若晨星。立法规定只是处罚犯罪的一方,因此,片面对向犯的处理是必要共犯的核心问题。片面对向犯可罚性行为不能独立作为犯罪处罚的现状并不意味着是不能把对向犯作为共犯处罚。本文旨在对向犯可罚性的若干问题略陈管见,以期有益于司法实务。

简介：<正>陷害教唆理论源自大陆法系的德国,在全球化背景的今天,当年创立该学说所应对的问题同样在中国出现,但是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的讨论却多从英美法出发,试图以诱捕侦查的角度从程序上予以解决,而在实体法上对陷害教唆理论着墨不多。诱捕侦查理论和陷害教唆理论解决的都是被教唆者的刑事责任问题,使被教唆者脱于不正。换而言之,被教唆者"不正"是因为不当诱惑或不当陷害,因为诱惑、陷害不当,所以被教唆者转而为"正",即真正不正之人是实施不当诱惑、陷害之人,令人奇怪的是,该真

简介：竞技运动场上的伤害行为的刑事可罚性,一直以来都是刑法理论中一个不起眼却又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一般情况下,竞技运动伤害行为都被作为一种正当化的行为而排除刑事可罚性,其理论依据有被害人承诺理论、社会相当性理论、正当业务理论的争讼,但这些理论均有着自身的缺陷。应以被害人自我负责原理与允许风险原理共同作为竞技运动伤害行为正当化的根据。并且基于此,当某一竞技运动伤害行为在满足"运动员自我负责性地参与竞技运动中的危险行为"、"运动伤害属于运动之固有风险"、"行为人主观上是以比赛为目的"三个条件时,即为正当化的行为而排除刑事可罚性,反之则有入罪的可能性。

简介：<正>引言所谓"不能未遂",其意大致系指行为人因某些错误认识而使其行为本质上不可能达到既遂状态之情况。[1]然而,需注意的是,在日本刑法理论中,不能未遂被称之为"不能犯",系指不成立犯罪因而不可罚之行为,其与未遂犯乃相对的概念。而在德国刑法理论中,凡行为之实行不可能发生结果的情况均称为不能未遂,不能未遂乃属于未遂犯中的一种。[2]"德国学界将‘不能未遂’(deruntauglicheVersuch)分成‘普通的不能未遂’(dernormaleuntauglicheVersuch)以及‘出于重大无知的不能未遂’(dergrobunverst(a|¨)ndigeuntauglicheVersuch)两种,而只有后者才享有‘必减免其刑’的宽典。"[3]至于我国台湾地区,在2005年"刑法"修正之前,不能未遂属于未遂犯的一种,而在"刑法"修正之后,不能未遂成为不可罚行为,然而其"不罚"究竟是因为阻却不法还是因为阻却刑罚,学界争议颇大。[4]基于对不能未遂的不同理解,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往往在有关不能未遂的问题上呈现出不同的争论点,长期以来成为不能未遂理论中潜藏的疑惑,其间各种学说不仅

简介：抽象危险犯适应现代社会风险管控的要求,成为刑罚权扩张的手段,但这可能带来过度干涉个人自由的后果。对此,刑法理论提出从实质立场对抽象危险犯的可罚性进行判断的理论,主张以现实的危险状态存在与否作为抽象危险的认定标准。传统的实质判断论对立法依据上的危险与司法依据上的危险做对立的考察,难以满足抽象危险实质判断的要求。二元的实质判断论主张应当在立法与司法的立场下理解抽象危险犯,首先对抽象危险做立法依据的分类,然后分别判断不同类型的抽象危险在司法认定上的具体要求。

简介：试图借鉴可罚的违法理论来解读“但书”，不仅不会光大“但书”出罪功能，而是限制了“但书”出罪功能：试图运用可罚的违法理论为行政违法与刑事不法的区分提供标准的进路，对我国刑法理论而言也不是前沿性的创举，因为应受惩罚性历来在我国犯罪概念中占据重要的位置；鉴于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了对犯罪的“量”的要求，我们也不需要援引可罚的违法理论就可以实现轻微违法行为的非犯罪化，援引条文出罪显然要比引进“理论”出罪更具权威性。

简介：陷害教唆是指教唆者出于陷害正犯之目的而教唆他人实施犯罪,教唆者对于所教唆之罪的既遂结果持何种态度存在多种可能性。陷害教唆与未遂教唆并无本质差异,将陷害教唆归置于未遂教唆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研究既经济又合理。对于陷害教唆是否可罚的问题涉及对教唆犯故意内容的理解,基于违法二元论的立场。对不以追求正犯行为既遂为目的的教唆者只须对正犯之实行行为具有认识,就应当具有可罚性。

简介：［摘要］目前,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讨论内容多、涉及面广，我国法律、法规也对未成年人权利作了许多保护性规定。但现实状况是，未成年人犯罪数量急剧增加，犯罪年龄相对提前，重新犯罪率高，在社会上造成严重损害。应当依据刑法的罪行法定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行相适应原则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予以处罚。

简介：2002年7月1日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以下简称新法典）取代了在俄罗斯实施长达四十年之久的《苏俄刑事诉讼法典》（以下简称苏俄法典），成为继1988年《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后又一刑事诉讼立法的重大变革，因而备受世人瞩目。随着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律观的转变，刑事证据制度也发生较大的变化，其中证据可采性规则已成为当前刑事诉讼中的焦点问题，在俄罗斯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