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人身危险性被称为主观主义刑法对刑法的最大的贡献。但是,在现在的刑法教义学中,很难找到人身危险性的体系性论述,人身危险性在现代刑法教义学中到底应当如何定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一、人身危险性的定位在中国刑法学中,率先体系性地论证人身危险性地位的是陈兴良教授的《刑法哲学》。该书指出:人身危险性是刑事责任的根据,是定罪和量刑的根据,是犯罪的二元本质之一。[1]随着中国刑法由刑事责任向责任主义的知识转型[2],犯罪论体系也由耦合的四要件转型为阶层的三要件,人身危险性的定位也需要进一步细化和调整。

简介：<正>人身危险性是否可以评估,关系到人身危险性理论、人格刑法、矫正刑、保安处分等一系列刑法理念的生死存亡。英美法系已经发展出许多度量各种具体的人身危险性的工具,并且实践证明,这些工具的有效性比较高。这些实践为我们发展人身危险

简介：犯前、犯后情节简单归属于人身危险性不只是语义缺损，而且违背法治原则。因为处罚未然之罪缺乏正当根据。从理论上讲，累犯、惯犯可罚性的根据是行为人蔑视、敌视法益的意志状态能被罪过归属；积极救助、赔偿被害人或者威胁被害人或因部分减轻犯罪侵害程度、或客观说明其犯罪意志状态和改变而可以影响刑罚轻重：行为人自首、立功从宽处罚在于他与法律合作的态度是其再社会化的基本要求。简言之，为安全适用刑法，所谓“人身危险性”在特定情况下可影响刑罚适用的综合评判标准，但不宜直接成为情节的定性根据。

简介：危险性评估在司法实践中是否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取决于其准确程度。对危险性评估准确性的影响，主要可从优势因素的忽略、题目本身问题、评定者立场和自我报告准确性四个方面探讨。在刑事司法机构中，法律工作者常常要根据危险性评估的结果来作出一些决定，需要对这些法律的效力进行实证研究。同时，在使用国外评估工具时，要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和文化对量表进行修订，并研制自己的测评工具。在危险性评估工作中，有些因子是不可控甚至是不确定的，其工作价值应该在跟踪研究中进行检验，法官在作出裁定的时候不应盲目依赖危险性评估的结果，

简介：<正>不管刑法的目的是惩罚还是预防,减少再犯率始终是我们追求的社会管理目标之一,而再犯危险性评估方法和检验方法也将成为社会管理的工具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之进行详细的研究

简介：我们知道,预防是保卫工作必须首先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这是由保卫工作的性质和目标决定的。保卫工作是预防性质的工作,其目标是保证保卫对象的安全,避免其它因素的侵害。一旦确定了保卫目标和职责,保卫组织就必须全力贯彻它。

简介：人身危险性对刑罚执行的影响,　　三、人身危险性在刑罚执行中的影响,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是法院适用刑罚时的量刑酌定情节

简介：2005年4月,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组织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第二次被日本文部科学省审查通过。对《新历史教科书》的批判,

简介：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细化了逮捕条件中社会危险性的若干情形，对于司法人员正确把握逮捕必要性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围于司法规范内容的有限性与案件事实无限性之间的张力，办案人员在自由裁量范围内形成了自身的“司法经验”。通过对某基层检察院的100个审查逮捕意见书进行归纳，发现这些“司法经验”存在五个较为突出的问题。为此，建立社会危险性评估机制，将社会危险性的各种规范予以量化，按照一定的规则，评估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的大小，实现评估因素、评估程序的标准化和客观化，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简介：<正>人身危险性理论是矫正刑依存的根基。矫正刑要纳入制度建设之中,必须证明两点:第一,对于罪犯,存在有效的矫正手段。关于这一点已经有实践证明,"行为一认知"疗法对于罪犯行为的矫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其中的代币制已经得到广泛应用。第二,人身危险性可以评估。这一点,关系到矫正刑的量刑问题,也关系到矫正刑与人权的关系。如果人身危险性可以比较准确的评估,我们就可以对各个罪犯进行量刑,并且将这种量刑的限度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而不会侵害到基本的人权。英美法系已经发展出许多度量各种具体的危险性的工具,如果这些工具的有效性比较

简介：对于逮捕，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详细的实体和程序规定，统一了逮捕的使用条件和证明标准，并且赋予逮捕这一人身羁押程序以严格的法律审查制度，充分发挥了刑事诉讼保障人权的重要功能。但是，对于逮捕的证明标准问题，特别是逮捕使用条件中“社会危险性”的证明问题，由于法律语言的模糊性以及司法人员不同的主观法律意识影响，一直无法统一适用，这一现象对刑诉法公平价值的有效实现造成了强有力的阻碍。

简介：今天,学习邓小平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具有重要意义。(一)在党的历史上,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左”倾思想占了统治地位。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曾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却出现了瞿秋白的“左”倾错误;纠正了瞿秋白的“左”倾错误,又出现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

简介：危险性娱乐活动条款是澳大利亚侵权法上休闲体育活动过失致害责任的特殊条款,澳大利亚2002年的侵权法改革对该条款的产生有着重要影响。危险性娱乐活动条款主要由＂危险性娱乐活动＂、＂重大受伤风险＂和＂显著风险＂这三个重要概念构成。判例法在该条款的具体适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学者对该条款多有争议,但它符合过失责任在休闲型体育中的发展趋势。立法者应该进一步思考如何在限制过失责任的同时,不影响人们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积极性。

简介：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逮捕的社会危险性条件进行了明确的规定。2015年10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了《关于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细化了具有社会危险性的若干情形,为司法工作人员把握逮捕的社会危险性提供了规范指导。然而,法条规定之有限性与案件样式之无限性之间存在的巨大张力决定了办案人员在审查社会危险性时无疑要凭借自己的主观经验,同时,我国社会危险性审查还存在行政化色彩浓厚等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需要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社会危险性评估机制,应当以保障人权为价值追求,以量化评估方法为评估基础,拓宽社会危险性评估主体的范围,加强评估过程中的控辩对抗性,按照一定规则和标准确定最终的评估结果,有助于实现社会危险性评估由主观化向客观化的转变。

简介：作为西方刑法一颗璀璨明珠的保安处分,在我国的正式立法化道路却十分坎坷,阻碍之一就是“侵犯人权风险理论”,而导致侵犯人权风险之直接因素便是人身危险性评定的模糊和不准确,难以通过客观的尺度把握,这极易导致法官滥用保安处分侵犯人权,因此保安处分在中国刑法化的必要前提就是明确人身危险性的评定标准,降低侵犯人权风险。本文力图通过对人身危险性的把握解决人身危险性的评定问题,防止保安处分异化为权力滥用的保障,为保安处分在中国立法化之路尽微薄之力。

简介：在第八次特赦中,“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首次成为特赦的实质条件。在我国刑事程序法和实体法语境中,也存在社会危险性的表述,但认识比较混乱。现实社会危险性需要通过客观证据来证明,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判断要将罪犯的现实表现作为判断依据。“现实社会危险性”只能采取封闭式的立法模式,“现实社会危险性”的表述不宜直接出现在立法文本中。“现实社会危险性”应当包括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以及存在诉讼风险两种情况,但有犯罪记录未必就属于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特赦中“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含义可表述为：通过客观证明可以证实,服刑罪犯在被释放后,存在继续危害社会、妨碍诉讼等情形的可能性。

简介：以东莞市凤岗镇一起造成死亡5人的锂离子电池工厂较大火灾为案例,阐述了锂离子电池的分类、原理,进而分析其火灾危险性和锂离子电池火灾的应急处置预案。对日常工作生活中接触到的锂离子电池的生产、储存、使用等环节的火灾预防和事故扑救都有积极的引导意义。

简介：作为近代刑法学基石的人身危险性理论在刑罚目的一体论中得到普遍认可，但人身危险陡的预测及适用是一直未得到突破的难题。新行为主义的中介变量理论时人身危险性预测在犯罪心理，及爿巴罪行为的交互关系上能够作出有效的解释，其对人身危险性理论在刑罚中的适用以及州巴罪的预防和矫治亦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简介：人身危险性是随着刑事实证学派的兴起而产生的，并在刑事实体法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人身危险性在刑事程序领域中的适用仍没有得到学者们的重视。在刑事程序的视野下来研究人身危险性问题将会给人身危险性理论自身的完善起到推动作用，构建以人身危险性为中心的犯罪预防体系，并将其与刑事司法体系区分开来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简介：随着刑事法学从单纯关注＂行为＂转向同时关注＂人＂,人身危险性评估在刑事司法过程中越来越凸显其重要价值。虽说人身危险性评估从主观的司法判断到独立的证明领域经历了一个过程,但是,其诉讼证明性得到了广泛的认知。这是刑事证明的新领域,代表了一种有别于常规＂回溯式证明＂的全新证明类型：预测式证明,其独特性在证明方向、证明对象、证明依据、证明结果和证明程度等方面都有充分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