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周易》涵具着卓异的“时的哲学”的智慧。《周易》“时的哲学”发轫于古经而成熟于《易传》。这一哲学晓示人们，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象，都是时的存在。人所值的时与该时下所存在之一切，相对于人就具有了遇的意义；时遇是人所不可自主选择的，但人却完全可以成为时遇的成功回应者与驾驭者；挺立人在时遇中的主体性，应时因机适遇而同时遇脉动之流相偕成一体，凭借方法论上的“时中”，人才能最大限度地创拓出自己人生德与业上的辉煌。自战国时代起，这一哲学又与孔子、孟子等的相关慧见渐次融而为一。从此，“时的哲学”成了儒家的基本哲学；“时的哲学”的精神，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华民族成为一自强不息、与时俱进、德业日新的伟大民族。

简介：<正>王时槐(1521—1605)是晚明江右著名王门学者。字子植,号塘南,吉安府安福(今江西省安福县)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等职,隆庆五年升任陕西参政,自请告退。万历十九年再次诏起贵州参政、南京鸿胪卿、太常卿等,皆未上任即请告退。八十四岁卒。著作有《论学书》、《语录》等。《明儒学案》中“江右王门学案”共九卷,立二十七人学案,附录六人,黄宗羲在卷首写道:

简介：程门弟子杨时承洛南传，开拓了洛学在南方的传播与发展，特别是为南宋朱熹闽学的诞生并上承二程洛学为儒学正脉提供了必要的学脉渊源。杨时的理学思想即是以洛学为宗，在洛学的论域内所作的阐释与发挥，他强调理本气化，重视分殊之用，主张反身格物，关注静中体验未发等，这些观点虽不为后学朱熹完全泥守，但却有开启闽学端绪之意义。杨时的理学思想在程朱理学的传衍中起上承下启的作用。

简介：《吕氏春秋》之《上农》四篇是我国先秦时期的重要农学著作。《上农》篇集中论述了先秦农家的重农治国主张，《任地》《辩土》《审时》-篇主要总结了先秦农业生产经验。对《任地》《辩土》《审时》三篇的内容体系问题农史学界有争议。本文认为《任地》《辩土》《审时》三篇既不像夏纬瑛所说具有完整的逻辑体系，也不像许富宏所说“没有逻辑的必然联系”。

简介：<正>一、引言中国人讲时间与空间,一向很少作抽象的运思,而习惯于扣紧现实的人事界说话。早期的资料除《墨经》、《尸子》、《庄子》偶而提到“大宇宙”的观念外(注1),其他书中涉及“时、空”的问题时,往往把人的主客观才质条件一并纳入考虑,并以寻索“如何应时守位”为其目标。故与“时间”相关的观念,有指四时、节气、时辰,更有指时机、时会、时用、时宜等;与“空间”有关的观念,则多偏指“人之所立”的处所、场合、位置,或地位、位阶、位分等,而未尝涉及点、线、面、体的关系讨论。此一思维走向,实与西方数学或物理学对“时、空”观

简介：明嘉靖六年（1527）丁亥夏，王阳明出征前往广西的思恩、田州两地，平定当地的少数民族暴乱。在出征前夕，阳明应两位弟子钱德洪与王龙溪之请，在家乡的天泉桥上阐发了对自己晚年所提出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理解，并对两位弟子的疑难进行了相应的解答，史称“天泉证道”。在“天泉证道”的记载上，《传习录》下、《年谱三》和《天泉证道纪》是三条最为基本的文献。

简介：作为一个伟大的智者，孔子既仰望“天文”，又俯察“人文”。他关注现实人生，着意思考生活的真谛。孔子着力为生活辩护，主张人有追求物质满足的权利；他认为这种权利就是人人共享的，理想的社会是人人各得其所的公平的社会。孔子还倡导人应过一种理性的生活，应注重对生活精神意义的品味。

简介：<正>依据读者来信提出的问题,现于前面所讲“变”“化”部分稍作如下补充:六爻不动则不变,动则必变,老阴变为少阳,老阳变为少阴,是为爻变。爻变,有变回头之生,有变回头之克。凡“用神”、“元神”宜变回头之生,不宜变回头之克;“忌神”,“仇神”宜变回头之克,不宜变回头之生。六爻安静,旺相之爻可以克休囚之爻,亦可以生休囚之爻。卦有动爻,能克静爻。而静爻不能克制动爻。凡卦有动爻,动而必变,变出之爻能生克冲合本位之动爻,不能生克冲合它爻,而它爻与本位之动爻,亦不能生克变爻。如子月卯日测得《坤》之《晋》。

简介：《管子》四篇并非专门注解《老子》的著作,只是为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而解读、发挥老子思想、注解《老子》文本.《管子》四篇的“《老子》注”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分散于《管子》四篇.并且,主要是对《老子》“道经”的部分内容的注解.而且,其注解《老子》具有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构成了其注解《老子》的特色,也是其注解《老子》新意之所在.从《管子》四篇注解《老子》的文字,并结合《管子》四篇对老子思想的阐发来看,《管子》四篇认为老子思想包括道、圣人、人生修持等方面.这些,大体不谬.《管子》四篇把老子道之无为解读为“道贵因”,以“因”释“无为”,是其《老子》注的最大特色.

简介：关于朱子四书学的形成似乎已经形成某种结论，但事实上其中重要关节仍值得重新讨论。朱子四书学的形成贯穿其毕生，大致可分为启蒙期、准备期、形成期、成熟期和完善期五个阶段，期间朱子对四书的注释刊刻既齐头并进又分合有度，或各书单刻，或《学庸章句》合刻，或《论孟集注》合刻，应特别注意的是朱子并未合刻《四书集注》。至于《四书或问》，虽编为一帙而实包含丁酉1177年《论孟或问》与晚年《学庸或问》两个不同时期、层次的著作，不可视而为一。《论孟精义》为系列著作，先后有癸未1163年《论语要义》（庚辰1160年《孟子集解》）、壬辰1172年《论孟精义》（《论孟集义》）、庚子1180年《语孟要义》三个不同版本，壬辰《精义》、《集义》仅是名称之别，但与庚子《要义》存在内容差别，不可混淆前后《要义》，亦不可视壬辰《集义》在庚子《要义》后。今流传通行本《论孟精义》似为壬辰前后之盗本。准确把握朱子四书学的形成，对朱子四书学的理解具有基础性意义。

简介：《管子》四篇是战国时齐国稷下道家的代表性著作。本文以＂道＂为中心,对＂道＂的含义,＂道＂的两大特征和三种类型,以及＂道＂与其他五大范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并揭示了《管子》四篇对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对儒家、法家思想的吸收。最后,本文简要总结了《管子》四篇中道论的线索、特征和影响。

简介：<正>考察帛书《黄帝四经》和《易传·系辞》之间在思想上的内在联系,是先秦哲学研究中一个新的课题。《黄帝四经》产生于战国早期之末或中期之初,是现存最早的道家黄老作品,而《系辞》过去则一直被认为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但是,正如我在以前几篇文章中反复论证过的,《系辞》由于其与老庄道家的多方面联系,因而并不能被看作是儒家学派之作。通过本文的考察,我们会进一步了解《系辞》与道家黄老学派的联系,同时也使《系辞》

简介：<正>《周易》咸恒渐归妹四卦取象夫妇情义和男女婚嫁表达义理。咸恒两卦借夫妇情义讲事物相感应和恒久的道理。渐卦通过男子婚娶必具“六礼”说明事物渐进的规律。归妹言女子不备“六礼”而嫁,所取义恰是渐的反面。以下依次说解。咸艮下兑上。咸,亨利贞,取女吉。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相感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说解]《周易》将咸恒二卦列下经之首,用意颇深。据《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

简介：《周易时论合编》是方孔熠易学思想的结晶。本文以这部著作为中心，阐发了方孔熠对“时”的形而上意义的理解。首先，他增加了“时”的内容，将其扩展到一切知识领域；其次，他依靠“中统有无”、“中五”等范畴，揭示了事物的三层本质规定．以作为“时”的形而上意义；景后，他还利厢“格物”说表达了本体和认知统一的思想，实现了本体之“时”和价值之“时”的沟通。

简介：研究孔学,恢复孔子的真实面目固然重要,而研究孔学演变中的孔子也不可忽视。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更能反映出不同时代的政治思想和学术风会的变化。为此,本文考察了孔子主观化的最早表现,通过对《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中出现的孔子形象的分析,分别指出其强孔子为己用的用心,从而揭示了滥觞于先秦的孔子形象主观化在思想史上的意义。

简介：“礼”、“义”、“廉”、“耻”为国家的“四维”,《管子》曰：“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可见“礼”、“义”、“廉”、“耻”犹如支撑国家大厦的四根柱子,如果有一根断裂,就会危及国家的安危。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现代,我们要借鉴“守国之道,在饰四维”的治国之道,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礼义廉耻”的合理因素,加强道德建设,使我们的国家更加昌盛富强。

简介：当今中国的日常生活正在发生着重大的改变，这种改变正是以微博和微信为主体的两“微”存在为标志的，它们构成了我们“微生活”的底色。可以说，“小时代，微生活”构成当今时代的某种标记。

简介：把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提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治道思想的是《管子》。历代学者对其持肯定态度，但柳宗元却是例外。他以《管子》释义四维有误、“廉与耻，义之小节”“不得与义抗而为维”为由，论证四维论的提法不确切，进而得出“四维者非管子之言”的结论。实际上，这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学究式裁断。

简介：我国人民法院的级别设置分为四级。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四级法院体制对我国民事审级制度形成冲击，在司法实践中产生种种弊端。对四级法院体制进行改革，有条件地对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合并分解，改中级人民法院为高级人民法院之分院，可能在审级制度的构成和运行中寻找公正和经济的平衡点。

简介：<正>一、反思:对先秦美学史审美心胸理论研究中缺环问题及研究方法的思考探讨中国美学史上审美心胸理论的源头,是研究者多所涉足的课题。基本观点有二:一是认为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奠定了审美心胸论的基石;二是认为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和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共同开创了审美心胸论的源头。本文不拟对这两种观点本身做什么评论,而只愿思考这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迄今为止,对先秦审美心胸理论的研究尚存在着两个不应忽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