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世界文化史上,再也没有哪两种文化有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关系密切。这种密切关系来自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积极汲取。郭沫若曾经指出:“中国在隋唐以后经过好些的外族蹂躏,古代的衣冠人物荡然无存而又另起炉灶。日本则是因岛国的关系,没有受到这种外来的损害。因此隋、唐时代的封建文物及至良风美俗,差不多原封不动地被保存着。例如唐代的宫庭音乐和舞蹈,在中国是失传了的,而在日本却还有保存。有些乐谱被改成五线谱,并灌入了胶片,日本人竟把这些乐舞视为‘国粹’,用来招待外宾”。[1]以至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惊呼:“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外国文明。”[2]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海绵般吸收的特性,主要得力于与中国文化的交流,最明显的莫过于儒家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简介:<正>西方法律在近代中国的最早传播,应该是林则徐于1839—1842年主持翻译的《各国律例》,这是我国最早简略介绍西方近代国际法的中文译著.继其之后,在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梁廷(木丹)的《合省图说》以及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中,都洋溢着对英美等国的立法、司法的介绍之言.尽管他们的介绍极为零碎、肤浅,但毕竟给闭塞、沉闷的中国社会透露了新鲜信息.如果说,自从鸦片战争后,中西文化的交流仅限于西方的“船坚炮利”,那么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变迁和“师夷”思想的发展,到了19世纪60至90年代,中西文化交流便扩展到器物技艺、自然科学和少量的社会科学方面,并出现了西学东渐的局面.在“器可变,道不可变”的文化选择取向的规定下,西方法文化作为一种“治之具”、“应世事”之用的文化,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其传播媒介主要有以下三种:
简介:<正>台湾最早的钱币学研究学术组织是1978年5月20日成立的台北市集币协会.它结束了台湾地区无钱币学民间学术团体的历史.与这一组织诞生的同时,《集币会刊》也编辑出版.该协会设有研究、出版、财务三个委员,主持台湾地区的钱币学研究.近一时期.台湾对历代钱币研究的论著有:徐祖钦著《中国钱币目录》(台北市新光邮钞杂志社出版).郭荣生《周代山西古钱》(台北市西山文献出版社出版)、宋叙五著《西汉货币史初稿》(文海出版社重印,初版于1971年6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张惠信编著《中国货币史话目录》(1982年由晏升彩色实业有限公司出版)等.新光邮钞杂志社于1976年3月还推出《台湾货币》(朱栋槐著),而成为研究台湾地区货币的唯一专著.游礼毅译《世界货币沧桑》,
简介:<正>日本与我国有着久远的文化交流的历史,日本学术界对我国古代历史文化做过许多研究。我们了解和借鉴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的贡献,对加速我国有关学科的发展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日本对中国考古学和古代文化的研究近年又取得什么样的成果,有哪些学术信息和动态?是不少人希望知道的。为此笔者写过一篇访问记《日本文博考古工作印象》(《社会科学报》1988年10月6日),最近又带着上述问题,走访了自日本回国不久的李学勤先生。李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现为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历史学会和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的理事。曾多次出访欧美澳各国,也多次访问日本。这次应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