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刑事检察理念的更新是检察机关适用新刑事诉讼法的观念保障。新刑事诉讼法中以人权保障和法律监督为核心的理念仍然被以惩罚和公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为中心的观念所桎梏。

简介：食品的范围除应以我们日常的生活经验判断外，还应当考虑行政法规的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之间是一般法条与特殊法条的关系。依行政法规的规定，食品添加剂应属于食品原料的范围。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法条竞合关系，不应比较两罪的量刑轻重，而应当按照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这一特殊罪名论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两罪的区分关键在于客观上投入毒害性物质行为是否发生在食物的生产过程中。对违法研制、生产、销售国家禁止用于食品生产的非食品原料或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兽药、饲料等行为的定性，应当依照不同情况，适用不同罪名。可以考虑增设研发、生产、销售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添加剂罪。

简介：共罚的事后行为并非当然的“不罚”，而是与前行为一道进行了“共罚”。共罚的事后行为是包括的一罪。在刑法对前行为不能评价之时，如果事后行为的诉讼时效尚未届满，则对事后行为可以进行评价。共罚的事后行为只能存在于状态犯中，即成犯和继续犯无其存在的空间。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实施前行为之后具备了刑事责任能力，如果实施事后行为，可能属于共罚的事后行为。行为人仅参与事后行为，主行为人的事后行为属于共罚的事后行为，但行为人仍可就事后行为之罪，成立共同正犯、帮助犯或教唆犯。本犯教唆他人实施事后行为的，也可能成立共罚的事后行为。

简介：持械聚众斗殴犯罪中，对“持”应当严格依照文义解释为“拿着”、“握住”之意，“持”是一种客观状态，应当以斗殴时是否实际持有器械为认定准则，主观预谋不应当成为其认定依据；械并不等同于凶器，对其含义应紧扣“足以致人伤亡”的本质特征进行理解，不必拘泥于其物理或生命形态。犯聚众斗殴罪之首要分子应当对全案之持械情节负责，积极参加者对其自身持械行为负责。必要时，可综合全案情况进行主从犯区分，不必拘泥于首要分子与积极参加者的角色划分。

简介：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完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律师会见权方面体现了对律师有效辩护权的尊重与保障。但新《刑事诉讼法》对律师会见权的规定仍然有改进的空间。为了有效地保障律师会见权的充分实现，本文拟从安排会见机关的中立化和救济途径的克善化两个方面进行机制建构。一方面，将犯罪嫌疑人的羁押由非隶属于侦查机关的其他机关负责和实施，实行侦羁分离。另一方面，应当将违反会见权所取得的证据纳入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通过司法解释赋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程序性救济的权利。

简介：在对刑法公共安全的理解上，以往的多种见解都遵循着一个前提性判断：刑法中的公共安全有一个统一的内涵。正是因为这一前提判断的偏差，导致了以往的多种观点都存在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在对“公共”的理解上，无论是主张其为不特定多数人、多数人、不特定人抑或是不特定或多数人，都难以自圆其说；在对“安全”的理解上，无论是主张所有的重大公私财产都属于公共安全，还是认为只有重大的公众财产才属于公共安全，抑或将公众生活的平稳与安宁纳入安全的范畴，都会捉襟见肘。由于兼顾法益侵害与规范违反的立法理念和类型建构的立法技术在刑法分则第二章中的适用，刑法中的公共安全具有多元的规范内涵。

简介：司法权的配置始终是国内外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热点与焦点问题。司法权配置中,不但应当关注司法权力之间的分工、配合与制约,而且应当考量公民权利对于司法权力的制衡作用。本文以公正和效率的实现为价值追求,论证了司法权配置过程中需要考量的制约与配合两大因素,指出了中国司法权配置中需要解决的几个基本问题。

简介：协商性司法是基于对抗性刑事司法的局限性而产生的一种诉讼机制。控辩双方旨在通过对话、协商、妥协实现纠纷的有效解决，其核心理念为理性协商。协商性司法有多种制度体现，在不同国家也各具特色。本文通过分析、比较美国辩诉交易、德国自白协商及法国刑事和解制度，探究司法协商机制存在的理论基础及蕴含的价值理念，并对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作出简要评析。

简介：本文以H省人民检察院2007—2012年死刑二审案件的法律监督实践为基础，结合其他一些地方的情况，剖析了当前检察机关对死刑二审案件法律监督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死刑二审案件法律监督的对策建议。

简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往往能获取大量有关立法、政策和经济走势的信息和数据。由于这些信息对证券市场价格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有可能在未公开前被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用于实施内幕交易。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探讨国家政策与经济数据是否属于内幕信息范围及是否具有内幕交易可操作性。在回答这些问题后,本文对现行法律制度应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该类信息交易行为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完善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