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随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的修订，惩罚性赔偿倍数的提高和最低赔偿标准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在食品安全领域出现了一批以索要惩罚性赔偿为职业的“职业索赔人”。他们以获得赔偿为目的，与打假基本无关，且逐渐呈现组织化、集群化、家族化的特点，已经超出了一个善良且诚信的消费者应有的道德底线，也违反了诚实信用的法律原则，并由此引发道德风险。法院在适用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惩罚性赔偿条款时出现了理解不一致、裁判尺度不统一的情况。为此，应通过案件的审判，发挥司法制度在消费领域中对诚信观念与秩序的塑造和引领作用，既不能因噎废食一概否定职业打假人的作用，也不能放任不管，应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加强诚信的秩序塑造，引导职业打假人依法打假索赔。

简介：在处理侵吞不法原因给付物的问题上,目前学界存在着一些不当观念,如为了入罪而认为委托关系属于侵占罪的保护法益,在涉及赃物盗窃时又认为占有属于盗窃罪的保护法益,而在判断不法原因给付物是否具有他人性从而是否属于行为人代为保管的他人之物时,要么否定他人性,要么只承认给付者享有返还请求权的才具有他人性。这些观念亟待纠正,这一方面有利于对侵吞不法原因给付物/委托物的行为准确加以定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相关问题的合理解决。

简介：作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重要目标的法律现代化,依然在努力实现过程中。这一可能缓慢的历史进程恰逢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全面深化改革,一系列打破原有熟人社会结构、建构现代陌生人社会的政策措施加速形成法律现代化的社会基础,这就为平等个体之间以契约关系依规则行为的法律现代化奠定基础。法律现代化需要建构理性、自由、平等的契约观念基础,需要建构形式法治基础;但是在此之前,有必要充分认识法律现代化面临的社会现实,这正是法律社会学所擅长的方面。

简介：边沁的早期主权观念形成于对布莱克斯通自然法理论的批判中。他认为自然权利、自然法、原始契约都是理论拟制,布莱克斯通建立在原始契约上的主权是一种霍布斯式的绝对主权。这种主权观念混同了权力的事实雏度和应然维度,是一种抵制改革的主权观念,它无益于实现自由。边沁吸收了布莱克斯通的立法主权概念,但与布莱克斯通不同,他认为主权受到明确协议的限制,人民基于功利判断而拥有反抗权,主权具有事实和应然双重维度。这成为边沁后来系统阐发人民主权观念的理论基础。边沁的主权理论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功利主义的政治联合方式,他批判布莱克斯通的目的在于为改革辩护。

简介：转型中国社会正义问题的理论建构,具有三大历史规定性条件:转型的'进行时',需为中国追寻'另类现代性'道路保留必要的想象空间,并兼顾理论建构的开放性、针对性和可行性;正义问题的共时性和整体性,需要把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正义问题统合起来;重大'正义事项'的未决性,需仍将视角聚焦于社会基本结构层面。正义是'一致性'与'应得'(dues)的结合,即比较原则与非比较原则的统一。前者界定了正义的形式要素;后者包括法律权利(rights)和道德应得(deserts),界定了正义的实质要素。所谓'反正义的公平',是指符合一致性要求、但不符合'应得'要求的一种正义观念。它包括两种形态:'法律外的反正义的公平'和'法律内的反正义的公平'。这种正义观念的'话语'特质和机会主义特性,既使转型中国的各种社会抗争行动具有了泛道德的证成依据,亦加剧了'反正义局面易循环'的乱象。中国文化中的机会公平传统、20世纪人民共和革命所形成的'后习俗的'道德意识结构、当代中国实践哲学中的'权利话语'及当下中国缺失正义的社会基本结构,分别为'反正义的公平观’’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渊源、意识结构、话语基础和'背景制度'。保障经济正义/分配正义(落实'实质性的机会公平'和'差别原则')、建构公共商谈(公共自主)的政治机制、厉行法治,是超克'反正义的公平观'的三个方向。从罗尔斯自尊的社会基础及自由优先性适用的特定文明条件出发,转型中国作为'非丰裕社会',应当坚持经济正义(分配正义)的优先性。基于对自尊的社会基础、罗尔斯分配正义原则适用的制度前提、转型中国经济正义问题特殊性等的分析,转型中国的经济正义应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配给正义'。转型中国的'底线正义'诸原则,应包括如下'词典式'序列:经济正义原则(实质性的机会公平原则、差别

简介：作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理论基础的个人信息自决权理论滥觞于德国。然而，个人信息自决的观念并非德国法学上的新事物，也并非伴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而诞生。早在德国一般人格权的发展历程中，个人信息自决权的观念就屡次出现在经典判决中。这么一种广泛的自决权，一直为德国传统的法秩序所拒绝。由于个人信息不具有典型的社会公开性，在一般人格权案件中，法官们往往通过在个案中具体化其保护领域以及进行利益衡量，来判断是否存在侵害隐私的侵权行为。这一立场贯彻信息自由原则：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利用原则上是自由的，无需提供理由的，恰恰是对上述行为的禁止才需要特别的理由。新近出台的诸多个人信息保护法奉行的是与此相反的信息禁止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