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在司法体制改革语境下,全面审视回顾检察机关检务保障的特点、规律,以G省检务保障为研究样本的实证研究中,系统分析了分级负责、分类负担的保障模式及运行机制,指出传统保障观念、滞后的保障体制和机制严重制约了检务保障工作,检务保障资源分配经常与实际需求脱节,不能适应检务发展的新需要,通过探究G省检务保障工作现状的主客观成因,同时借鉴国外的通行做法和我国的历史经验,突出检务保障研究的理论性、实务性、推广性,建议建立检察经费独立预算、由国家公共财政均等、统一保障体制,法定稳定科学的检察经费供给增长机制,以科学管理为目标的内部监督机制,与检务保障改革相适应的队伍保障机制,以期能够为司法改革中检务保障环节的改革提出具有法律政策推行依据、能够满足检察机关全面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对社会公众关注有正面回应的体制机制方面的有益改革路径。

简介：川工商发[2018]61号攀枝花、泸州、德阳、绵阳、广安市工商局,省局有关处室(单位):现将《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撤销登记暂行办法》印发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在实施过程中如有问题,要及时反馈省工商局,以便省工商局总结完善后于年底在全省推开。2018年8月16日.

简介：川办发[2018]56号各市(州)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有关单位: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推进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厅字[2016]49号)和《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拓展'百镇建设行动'培育创建特色镇的意见》(川委发[2017]22号)要求。

简介：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当代西方行政改革实践,推动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从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的转型和从政府管理向政府治理的转型。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基本发展趋势是公共管理对公共行政的三大扬弃和超越,即从行政权力的有效配置走向公共物品（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从单中心管理控制,走向网络化的协同共治;从科学行政、依法行政的统一走向科学行政、依法行政、效能行政的统一。中国的行政改革行进在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可以比较借鉴西方行政改革的经验教训,并寻求与自身实际结合的中国路径。

简介：警察行政强制措施的模式指警察行政强制措施的概念及范畴,警察强制措施是警察为维护秩序依法适用的一类可诉行政行为的总称,是复合概念,具有临时性、中间性、权利可复原性以及特殊强制性。包括'限制人身自由'、'查封、扣押和冻结存款、汇款'以及'其他'行政强制措施。把握其模式还需厘清其外部疆域,从属性、事实、形式、功能等要件与侦查措施、治安处罚及警察强制执行予以准确界分。

简介：民法依其本质属性明显地区别于行政法,但因市场经济先天地带有弱点,如其自身无法阻止垄断、不正当竞争等,行政法适当介入,与民法衔接和配合势所必然,中国民法尤其如此。国有土地使用权等不动产物权变动与行政主管机关及其行为密切相关,但其中的行政行为不是行政确权,只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也不是行政合同,而是民商合同。建造建筑物需要行政法规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以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十分必要,至于商品房预售许可则取决于政府是否继续允许期房预售。探矿权、采矿权的转让等合同,至少在目前还看不出不需要行政主管机关的批准,某些合同的生效以行政主管机关的批准为法定特别要件,应予坚持。

简介：平衡论主张是现代行政法学的基本理论之-,在二十多年的发展演变中,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和完备的理论枢架与学术体系.随着新的公共治理理论的发展,对于行政实践中的主体、内容、目标、结构而言,也出现新的变迁,由此带来的对平衡理论的挑战也日趋激烈.从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时代性来看,平衡论主张也应该与时俱进,要在行政法合法性与最佳性之间,实现融洽的理论革新目标.

简介：比例原则是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已为境外许多国家和地区广为采用。但我国在行政执法中普遍对比例原则考虑不多,导致行政执法裁量不当,执法不公。公安机关既是刑事司法机关,又是行政执法机关,拥有广泛的行政执法权。在具体行政执法时,应遵循比例原则,做到行政行为适当、必要与法益相称。

简介：行政约谈逐渐被应用于行政活动的各个领域,但实践表明,约谈方式的功能定位尚不清晰。置于规制谱系来看,行政约谈应当以遵从理论为基础,以促成守法为目标,并以惩罚性方式作为后盾。在制度设计层面,需综合考量企业的违法行为与违法程度以及守法意愿与守法能力,确定合理的约谈适用范围;兼顾权力控制和权利保障的消极面向,以及面向未来起到形成性与调整性作用的积极面向,建构约谈程序;强化企业守法的内在动力,形塑企业的自我反思能力,探索约谈内容。

简介：作为研究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理论起点,检察权的法律性质有待厘清。检察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范围大体经历了起步、发展和完善三个阶段,而各地规范性文件对行政违法行为的检察监督范围表现各异,处于各地各办的状态。针对行政违法行为的检察监督主要存在范围边界不清、各种监督之间的界限不清、检察监督范围各异等现实困境,需要遵循与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范围相适应的原则、勘定检察监督与其他监督的边界、确定检察监督的具体范围和重点领域,从而促进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同时实现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的同步构建。

简介：公安行政案件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具有保障人权、规范公安机关依法履职、彰显程序正义的价值;现行立法中,该制度存在如下缺陷:排除范围有局限性、排除制度尚不完整、排除程序形同虚置。应当从以下方面完善公安行政案件证据审查制度,拓宽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细化非法证据审查与排除的运行规则;重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简介：违法性的界定是行政赔偿制度中的一个难点问题。国家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形成客观上的违法性有关。行政赔偿中违法性的标准主要涉及行为自身的违法性与行为的职务性。在行政赔偿中，对“违法”的内涵可以从三个面向进行探讨：“违法”与“不法”的含义分析、“违法”应当从广义的理解、“违法”应当从行为违法说与形式论明确标准。通过借鉴民法中侵权行为的行为类型，行政赔偿中行政行为的违法性也可以分为行政作为违法与行政不作为违法。在我国行政赔偿的司法实践中，行政作为违法以结合说为认定标准，行政不作为违法则以具体活动引起说为认定标准，两者相同点都是以违反对第三人利益保护的职务义务作为判断的依据。

简介：没有监督，权力必然任性。成立专门机构监督行政执法，近两年在全同各地风生水起。这项改革山东省最早。

简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对这一新兴技术滥用的担忧也日益加剧。面对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未来的法律应该有所应对。从行政立法与行政法实践的角度,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安全问题给行政伦理和行政技术带来了冲击与挑战,现有的法律体系能否成功应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如何更加＂智能＂地对人工智能进行规制,无疑成了一个急需明确和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立足于风险防范,我们应该从总体思路和规则建构上思考人工智能安全的行政法规制问题。

简介：为提高民政档案的管理水平,安徽省定远县民政局通过五项措施,不断提高档案管理的质量和水平。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成立档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有效形成了局属各单位、局机关各股室共同参与、相互协作的局面。二是健全管理制度。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从各个环节建立健全完备的制度措施。三是强化宣传培训。

简介：SDPR—2018—0180004鲁水规字[2018]4号各市水利局,厅机关各处室、厅直属各单位:为加强水行政许可监督检查,明确监督检查内容,落实监管责任,我厅制定了《山东省水行政许可监督检查管理暂行办法》,现予印发,请抓好贯彻落实。

简介：2015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协议纳入行政诉讼的范畴。其后,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9号,以下简称《解释》）中进一步明确了行政协议的范围,并划分了审理行政协议案件中适用诉讼时效和起诉期限的范围。但在司法实践中,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基于行政协议而提起诉讼的诉因五花八门,出现了一些《解释》第十二条无法涵盖的情形。针对这些情形,如何在行政协议案件审理中准确适用诉讼时效或起诉期限,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道难题。本文基于真实案例,就案例中涉及的撤销行政协议之诉是否应适用起诉期限问题进行了分析,希望能为同类案件的审判提供思路。

简介：为依法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规范人民法院行政申请再审案件立案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关于行政申请再审案件立案程序的规定》，该司法解释共15条。

简介：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实施法律监督曾是五四宪法规定的首位检察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做出了部分恢复该项检察权的重大部署。监察体制改革后,国家在修改《行政诉讼法》中,将检察机关监督行政违法行为列入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2018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案二审稿中增加了“人民检察院行使上述职权时,发现行政机关有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当督促其纠正。”国家司法体制改革与监察体制改革之间还有待进一步协调,需要从顶层设计层面,厘清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在监督行政违法中的角色关系与协作共治;明晰检察机关行政法律监督的价值、定位、原则与范围等,科学构建国家的法治监督体系,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简介：大数据技术的出现,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了新动力和新路径。大数据的储存与处理、查询与分析、执行与应用等方法,广泛运用于审批事项的申请、审批流程的优化、审批的全过程监督、审批后监管方式的革新等,预示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由侧重于探索决策的艺术性管理,即将演变成为更强调顶层设计的技术性操作。但在实践中,大数据技术与大数据技术应用之间尚存在差距,多数地方政府仍处于“期望膨胀期”,应用大数据技术的意向性特征明显,实质性探索不足,存在概念滥用和过度炒作等问题;理论中,对于大数据技术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如何运用的具体分析还有待破题。本研究基于申请、审批和监管三个制度环节的探讨,认为大数据驱动行政审批制度创新是可能的,但也存在诸多问题,亟待政务公开、信息共享、财政保障、人员培训、隐私保护等多方政策的支持和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