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近代小说《荡寇志》，一直被评为“反动小说”，成为中国小说史上的另类作品，这是不公允的。应该说，《荡寇志》是时代的产物，反映了嘉庆、道光年间部分文人士大夫维护皇权、主张社会安定的心路历程。小说在人物塑造、情节描写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是上乘之作，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欣赏价值。

简介：这两部书放到一起来谈,并非它们产生于同一时期,亦非彼此成就值得相提并论,主要是因为它们都以梁山泊故事作为描写的题材,这是二书唯一的共同点;至于在思想倾向上,则它们取着完全相反的态度,在艺术质量上,也差得不可以道里计。

简介：在上世纪，中国曾有一支被称为“天下第一军”的部队。在抗战中，这支部队远征印缅，战功显赫，名满天下。在内战中，这支部队又凭借美械装备的优势火力，被对手列为头号劲敌。更奇怪的是这支名列“五大主力”的王牌劲旅，其前身仅仅是一支执行担负盐务缉私的税警总团。这就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军。

简介：本文是作者探讨《荡寇志》的三篇文章之二。作者在第一篇中提出:多年来,对《荡寇志》的评价陈陈相因,这是否全部符合其本来面貌?并认为:明清时推崇《水浒传》的基本评价标准是忠君,包括李贽、叶昼、金人瑞在内,都没有冲破忠君思想的束缚;在小说领域倡导忠君有其消极作用,但忠君思想本身无所谓反动与否,在万历、崇祯、道光时期倡导忠君也可以从特定角度予以理解;忠君思想同样支配着《荡寇志》作者俞万春的创作,但他并非反对《水浒传》和宋江起义的始作俑者,《荡寇志》在小说史上的地位不在于突然提出反对农民起义的主张,它是万历至道光年间历史地形成的产物;不能简单地得出俞万春是反动文人、《荡寇志》是反动小说的结论。本刊因限于篇幅,发表本文以飨读者,以期引起探讨。

简介：披荆斩棘叩孟关开罗会议结束后，史迪威于1943年12月8日回到雷多，决定由孙立人率新38师主力先行出发，解112团困局，并掩护修建新平洋机场和铺设管道。12月14日起，113、114团及炮兵营陆续抵达新平洋附近，一面攻击于邦日军，一面以钳形之势，分两翼渡大龙河迂回敌后。12月21日，史迪威、孙立人率部到达临干，命令114团3营为右支队，从康道方面渡大龙河，沿大奈河左岸地区向太柏家攻击：112团2营（欠5连）为左支队。

简介：对《水浒传》的续书———《荡寇志》,研究者往往从政治或道德的角度对它进行评论,笔者拟从小说的社会价值这个角度去观照《荡寇志》,它为小说的社会功用作了最好的反面证明。

简介：从现存资料来看，本事取自《荡寇志》的戏剧作品共有三部。这三部作品通过对英雄传奇题材的剪接，创造出了一个“君明、臣忠、盗贼不起”的理想社会蓝图，也激活了梁山这群非主流的人物，展示出了他们仁义、善良的美德。在艺术上，它们都能表现出慷慨激昂、刚健深沉的审美价值追求；在本色的语言中，为观众塑造出了一群鲜活的巾帼英雄形象。

简介：作为银幕上的＂海洋之子＂,不同的海盗形象可分别视作世俗威权、自由意志与罪恶妖魔的象征。秩序/反秩序、法律/罪恶构成了《荡寇风云》中的两组基本二元对立关系,当世俗王权难以辖制扰乱统治秩序的外来罪恶势力时,天命英雄戚继光旋即在两种力量纠葛的中间地带应运而生。在此情形中,民族英雄与海盗群体,共同被建构为地缘政治关系的银幕投射的凝缩点。时值卢沟桥事变八十周年之际,《荡寇风云》对于民族苦难记忆的再度强调,无疑具备强烈的警示意味。

简介：“旧小说喜续,新小说喜复”,这是小说《反三国志》的作者周大荒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说的话。好承书而续,确实是中国古代小说所独具的特殊现象。而续作又有种种:或书未尽而续,如《红楼梦》的诸多续书;或书已完而续,如《西游补》《后西游记》之于《西游记》。有的则更复杂,如《水浒传》,既有人不断加入征辽,平王庆、田虎的新情节,也有人把它砍成“断尾巴蜻蜓”,还有人承之而作《水浒后传》、《后水浒传》。

简介：《水浒传》是中国侠义小说之集大成者，上承古代自由之侠，下启后代忠义之侠。清代道光以后的《荡寇志》与《三侠五义》两部侠义小说，就是在对其接受的基础上产生的。但由于时代背景不同，它们对《水浒传》中的侠义概念在继承的基础上内涵又有所改变，《荡寇志》将《水浒传》的“忠义之侠”转变成为“盗”，而《三侠五义》将《水浒传》中的“非法侠”转变成了“合法侠”，同时分析了《荡寇志》中“侠”形象转变的原因及《三侠五义》合法侠盛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