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欧洲音乐对中国音乐的影响始于几百年前甚至是上千年前,这种影响是由欧洲来华的天主教和基督传教士、神父通过传教活动引起的。早期局限于崇拜仪式,而音乐则通过宗教仪式为中国教友所熟悉。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旧式学堂被新式学校所取代,1905年科举考试终止,音乐课首次被编排到学校课程的体系之中。随之涌现出了新式作曲技法的学堂乐歌,这些乐歌在儿童和学生之间流行开来。这就是中国新音乐的开端,即"欧化的中国音乐",编曲或作曲者多为学校音乐教师。这种新型欧化了的中国音乐简称为"新音乐"。此术语类似1919年"五四运动"中出现的"新文学"的概念。根据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政治和军事的发展来看,中国新音乐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学堂乐歌时期、"五四运动"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内战时期、建国初期的十七年、"文化大革命"时期、1978年以后以及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新音乐"发展。二十世纪,欧洲音乐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音乐作品的作者、作品所运用的音乐语言以及对音乐的思维和美的品味。然而,中国的欧洲音乐爱好者对这三点表现的虽然相当强烈,同时也颇为肤浅。这种影响是强烈的,因为中国有太多的音乐爱好者崇拜欧洲音乐;这种表现是肤浅的,是因为中国作曲家的作品缺乏扎扎实实的内容——哲学的、人文的。上面便是这篇文章所讨论的主要内容。
简介:一部作品耐人寻味的关键,在于作曲中实现的独特而符合时代精神的完美性。巴赫的《C大调前奏曲》由于形式上的“高贵的简单”成为音乐史上难以超越的经典,古诺的改编实际上与原作本质相悖,成为了“伪劣艺术品”。20世纪上半叶,经历了浪漫主义的“独创性危机”,作曲家“沉默”了。他们致力于从过去寻找突破口,“新古典主义”兴起。艾夫斯、巴托克、欣德米特再次从巴赫《C大调前奏曲》中寻找灵感,由于他们的独特个性特征,使各自的作品在巴赫作品的基础上完成了完美的“弑父”,成功摆脱了巴赫的影响,从而形成对其的误读、评论和疏离,建立起富有个性特征的音乐作品。这是20世纪上半叶的精神诉求,他们通过成功地超越前辈,完成了自我话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