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荀子的礼与法家的法看似接近，都具有制度化、成文化的特征，实则非常不同。荀子的礼治仍是在孔子的思路上，即良治是按照周朝的制度遗存进行改良，而且其礼学的关注点是普遍的人。法家的法治则认为周朝的礼制已经不适合新的政治形势，所以要用君主集权的法治来统治社会，而其法学正是为此而进行的特殊性思考。这种差异决定了法家之学具有的是特殊的时代价值，而荀子的礼学则更具有普遍性意义。

简介：在学术界畅行不衰的“二重证据法”是由王国维先生率先提出的.该“二重证据法”在古史研究领域迄今仍然颇具影响力.实际上“二重证据法”既包括狭义的历史学者用考古资料来补正历史文献,亦包括考古学者通过运用历史典籍来解读和印证考古发掘资料.例如：久负盛名的临淄齐国故城五号东周墓的殉马坑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的,年代是春秋晚期,关于该墓墓主的认定便是借助了传世历史文献.伴随着各学科的不断发展和相互渗透,以“二重证据法”为基础,出现了“多重证据法”.“多重证据法”就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多学科合成作战,联合攻关,形成多重证据,是在新时代对“二重证据法”的新发展.通过对临淄齐故城五号东周墓殉马坑中殉马数量的研究及骨骼等的鉴定,不仅能识别这些殉马的马龄并发现体质的变化,甚至能够揭示出其品种来源和饲养方式及养马业的发展规模等多方面的情况,而这就得通过兽医学、生物学乃至统计学等多学科的介入以获得多重证据、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运用由“二重证据法”发展而来的“多重证据法”,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就能够深入地揭示东周时期的齐文化,对东周齐文化的深入探讨应该是由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多学科来共同进行的.

简介：从法哲学视域，通过对“为学”与“为道”的诠释和对《管子》“四篇”与《老子》的比较发现：二者均以自然之道为规制人生和社会的根本依据：二者所论之道有可知可得可效法之同和可言说与不可言说之异；由此形成二者法哲学思想致思取向“为学”与“为道”的不同。《管子》“四篇”规制人生和社会的目标是通过对礼法的改革和完善，在现实世界中彰显和实现道，其致思取向是“为学”；《老子》规制人生和社会的目标在于回归道，其致思取向是“为道”。在一致崇尚自然之道的同时，对人为的礼法，《管子》“四篇”建设多于否定，《老子》否定多于建设。

简介：有关中国司法改革的研究,应坚持结构分析与机制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而非偏执于某一研究进路.从法社会学的视角看,司法改革首先是回应社会转型的一种社会化过程,即在确保司法制度内核处于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渐进地实现制度变迁.作为司法改革的结构性环境,“政治正确性”直接决定了司法制度设计及其变迁的方式、方向和效果;作为司法改革的机制调整方式,“技术性治理”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行动策略和行为惯性.同时,由于转型社会正义的掣肘,成熟的司法样态尚须我们考虑多种价值之间的关系.因此,关于中国司法改革的研究,我们需要更具张力的理论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