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康德在人类学的基础上展开自己的哲学研究,并把人是什么作为自己哲学的全部追求。他在人的主体性的基础上把立法之人和执法之人结合起来,并因这种结合为自己的哲学探讨人是什么规定了三个基本方向,即：人能认识什么、人应当做什么、人能期望什么。在对上述三个问题的追寻中,康德得出了三个结论,即：人永远处于走向真理的途中、人永远处于走向自由的途中、人（作为配享幸福的人）永远处于走向幸福的途中。尽管他没有直接解说人是什么,但是,他对前述三个问题所得出的结论表明：在他那里,人是处于永远走向无限的有限人。康德对人的这种理解使他的哲学成了西方近代哲学走向现代西方哲学的＂桥梁＂;并且,从哲学影响社会的方面看,他的哲学也是从近代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桥梁＂。

简介：在福柯看来，康德真正天才的地方在于，他通过将有限性奠基于先验的层次而翻转了先前在有限性中所包含的否定性的意义。但福柯却将先验主体置于生活、语言和劳动这一经验背景中。跟福柯一样，海德格尔也将康德通过转移到先验层面来克服经验有限性的尝试看作是康德之批判的（失败的）核心。他们都认为，康德在《人类学》中将对人的有限性问题的三个批判性考察重新置于中心，这是十分重要的；但在失败的原因何在这一点上却大相径庭：福柯认为基于人的解决办法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海德格尔则认为是康德在人的此在面前的退缩。于是他们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补救策略：或者寻找一个对先验有限性进行重新诠释并使其相对化的非人类学方式，同时保留其基础性的视角，这是作为历史先验性研究的考古学的目标；抑或重新定义人的有限性自身，从而避免那种困扰着后康德哲学的经验一先验的混乱，并因而提出一种对生存的全新理解。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有限性？福柯认为，康德的人类学的有限性是一种经验性的限制，但是也可以放到先验的立场上来了解，但这就与起源概念相矛盾，导致先验的有限性反过来取决于人的种种经验的限制。这就是理性的“盲点”，它能够使认知成为可能，但是无法从本质上被认识。关于起源的人类学悖论就是由于人自身的矛盾：起源只能通过经验时间来发生，但是时间自身的存在又必须被归因于先验主体。生命、语言和劳动不只是知识的对象，它们在人的先验有限性这一基础性的背景下被如此这般地给予，哥白尼式的逻辑被人类学转向所击败。是否可以认为福柯对海德格尔是一个暗示，即基础存在论能够在有限性分解之外提供给我们一个选择？通过基础存在论克服胡塞尔的先验现�

简介：黑格尔的法哲学（即客观精神）是自由意志实现自身的历程。思维和意志作为精神的不同环节,在自由意志的历程中不断地相互转化,并在其中实现精神的同一。自由意志包含三个环节：第一,普遍性的环节即思维,体现为抽象自由;第二,特殊性的环节即意志,体现为特定的自由;第三,单一性,即前两个环节的合题（同一）,体现为现实的自由。自由概念在抽象法领域中的历程,是一场抽象的普遍意志自身的扬弃运动,是意志历经从抽象规定向自我相关的规定的发展过程。该过程同样体现三个环节：第一,所有权是对纯粹抽象人格的否定,但所有权只是抽象的＂我的东西＂的规定,尚未在意志内部获得定在,因此它需要过渡到诸意志间的关系,即契约;第二,契约以双方意志为中介,形成共同意志,但仍不是普遍意志;第三,在不法中,欺诈和犯罪展示了特殊意志之间以及普遍意志与特殊意志之间的矛盾运动。刑罚（作为普遍意志的抽象法）通过否定特殊意志对普遍意志的否定,从而实现意志的否定之否定,并形成意志的自我相关,进而实现向道德的过渡。

简介：《法哲学原理》所回应的是近代政治哲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自由概念如何成为现实？它同时也是在追问如何在理论上创造一种启蒙时代的公共生活方式（它体现为一种政治生活和制度安排）。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考察了近代以来的两种权利学说（自然权利学说、道德权利学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最后提出了自己的伦理国家理论。

简介：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以隐喻的方式提出了两种国家政治模式,即机械模式和有机体模式,这种隐喻并非单纯着眼于修辞学上的效果,而是着眼于其哲学上的造型功能,甚至是哲学思考和言说的本质。后世哲学中的＂概念隐喻＂在康德这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以帮助建构他自己全新的哲学思考。类比思维不只是达到语言效果的一种辅助手段,而且是正规的哲学思维方式,它表达的是无法用逻辑规则来限定的哲学思想。图型法和象征论在康德那里是把概念和直观联结起来的两种不同的方式,虽然后者被当作前者的补充,为的是在涉及理性概念（理念）时补知性范畴（概念）的图型之不足,但它本身也成为建构一个超越于认识论之上的哲学领域（实践哲学和美学及目的论）所必不可少的枢纽,它在理知世界的原则无法使自己显现为直观的情况下,以现象上可了解的方式得到了描述。类比法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已被采用了;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则以类比的＂模型＂代替了＂图型＂的作用;而在《判断力批判》中,有机体和自组织的概念为政治哲学中的那些理念提供了实在性的证据和理论的支持。康德在自然机械产物、人工制品（艺术品）和有机体之间所做的区别使政治实体在等级上凌驾于自然物之上,并通过将有机生命的合目的性原理转用于政治体制方面,而论证了民主共和体制对于专制独裁体制的优越性,而这种优越性并不在于那种外在表面的政治形式,而在于内在的精神实质。康德的身体政治学也不同于古代由一部分（头脑或心灵）支配其他部分（肢体）的身体政治学,而是主张每个平等的成员都先于国家,而国家同时也先于每个成员,它既不是回归古代的整体主义,也不是后现代的极端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而是指向现代共和主义的进步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