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近年来,东亚各国开始从全球视野关注地区命运,积极推动本地区合作的开展,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更是成为地区主义思潮推动下的一种解决东亚安全问题的思考。东亚区域共同安全局面的生成是一个艰难的利益认同、复杂的社会学习和制度化过程,可以以条件相对成熟的东盟次区域联合为核心建立制度性约束,其他行为体之间通过对话-协商-建立信任-形成条约等步骤,多层次、分三个阶段加入到共同体之中,以期使东亚地区的现实和潜在危机得以转化。在全球化背景下,东亚区域整体安全才是中国和区域内其他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切实保障,以此为出发点,中国应有化解东亚整体安全困境的大视野、大战略和推进地区安全合作制度建设的意志力。
简介:前言东盟经济共同体设想是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在2002年举行的东盟首脑会议上提出的.这是一个广域的经济共同体设想,但东盟各加盟国能否接受,还要看地区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加强时,各国如何判断该共同体所带来的利益和成本、收益和痛苦的程度.该设想的要点是加强东盟的经济一体化.从这种意义上看,应该说处于根据1992年的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这一历史性决定而着手的东盟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延长线上.但是,要在2020年之前实现建立东盟经济共同体这一设想,就必须详细地描绘全面的经济蓝图.作为其最终目的的经济共同体必定会成为超越通过AFTA和东盟投资区(AIA)设想所实现的扫除贸易和投资障碍这种程度的、远比其广泛的、高度的统一体.而且必须明确地表明其最终目的,明确地描绘用以实现该目的的路线.因此,也许东盟必须摒弃以往所采取的地区经济一体化过程的方法.
简介:南海地区国家如何在主权纠纷未获解决的情况下开展区域安全治理及实现南海和平、稳定,这至今仍是一个尚未找到答案的问题。南海地区现有的区域安全治理理念、制度安排及其实践效果与地区国家实现南海和平、稳定的共同愿景之间还有不少落差。归根结底,这与中国、东盟与美国之间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及由此产生的互信不足、缺失有关。南海区域安全治理的核心内容应聚焦于中国、东盟与美国之间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及互信关系的建立,而致力于缓解与消除地区行为体“恐惧”心理与建立身份、角色认同的“安全共同体”在理论上有可能为实现南海安全塑造一条理想的路径。南海“安全共同体”在理论上虽与“安全共同体”相通,但它不强调一个集体身份的建立,而寻求在地区现有安全态势基础上致力于中国、东盟与美国等主要行为体之间信任关系与身份、角色认同的确立。惟此,南海地区建立“安全共同体”的标志———“和平变革可靠性预期”的条件才有可能得以成熟。
简介:地区安全共同体具有自身的社会学和政治学意涵,体现出地区各国在促进共同体建构的安全意识以及共同安全理念的进化历程和结果,表现为地区国家间对安全议题和环境上的高度认同感,并塑造了相互间友好和平的关系。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是与政治共同体结合在一起的,是以一系列的政策文件为指导,建立了一系列的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对促进地区稳定与安全发挥了相当独特的作用。然而,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的政策措施和原则的局限性影响了东亚和亚太安全共同体建设进程,使之仍停留在相当初级的建构阶段,未能对增进地区发展与繁荣提供足够有效的和平红利。中国要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只有在继承和创新和平外交理念的过程中,在多方面采取理性而积极的外交政策和倡议,与包括东盟在内的其他行为体共同建构起亚太可持续安全共同体,才能塑造总体有利的周边安全环境。
简介: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建设以2009年东盟首脑会议通过《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为标志,可以说开始有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具体的规定。然而,东南亚地区要真正实现这一构想,还将面临许多问题和障碍。从其内部看,有成员国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及内部矛盾、对安全理念及共同威胁上的认知差异、武装力量难以协调合作、决策机制上弊端等因素;外部因素有:美国根据其战略需要不断调整其在东南亚政策、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对东南亚各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未来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的发展不可能是军事同盟,只能是以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及非传统安全为重点的合作,其过程必须是先易后难、循序渐进、逐步建立的一个多层次安全架构。
简介:2005年12月14—15日,旨在构筑本章的研究对象—东亚共同体的“第一届东亚首脑会议(EAS::EastAsianSummit)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了。众所周知,在这一历史性首脑会议召开之际,以日本和中国为中心已经展开了激烈的前哨战——外交战。问题在于如何整理第一届东亚首脑会议及其预定在其之前召开的第九届“东盟+3(日中韩)”首脑会议(12月12—13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日本认为应以“东盟+3”(13国)加上3个东亚区域外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的16国的“东亚首脑会议”为基础来构筑东亚共同体,而中国则考虑应该以“东盟+3”为基础来建立东亚共同体,两国之间围绕东亚共同体的框架(成员)产生了意见对立。其背景有:
简介:随着大量复杂多变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以“非军事性”为特征的“资源性”安全困境日益凸显,冲击着各国政府及跨国组织的现有安全政策和安全合作机制,传统安全共同体难以应对新的挑战。文章通过对安全共同体理论的反思,提出了建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设想,对其特征、类型、动力、建构路径等进娜讨,并对多边主义进行了新的理论扩展。非传统安全共同体强调国家间面对共有威胁时的共同命运,提倡“类安全”意义上的联合与共享,是消解“资源性”安全困境的有效途径。“和合主义”以“优态共存”“共享安全”“安全共治”为核心范畴,是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价值前提,“多元多边合作”是建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最佳方案。同时,积极参与全球、区域、次区域等各层次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建构,也是中国践行“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路径。
简介:随着2003年10月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进程的启动,东盟框架内的东南亚多边防务合作迅速兴起,这推动东南亚多边防务外交出现东盟化和规范化的重大转型。东南亚多边防务外交的东盟化主要体现在东盟防长会议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相继启动,并不断向东盟制度化和务实行动化发展,形成区域、跨区域的多层次互动和第一轨道、第二轨道多轨并行的“东盟中心性”区域防务合作架构。东南亚多边防务外交的规范化主要体现在基于区域治理“东盟方式”的组织规范和区域安全治理“综合安全方法”的安全规范,形成一套特色鲜明并与多边防务务实合作及具体行动的实际需求相适应的行为规范,包括不结盟、不干预、非武力、非强制、无约束力、协商与共识决策以及非传统安全和民生导向等,推动了更务实的“东南亚防务模式”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