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旨在分析“和主义”的起源、意义与目标.“和主义”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中、和思想,并赋予了鲜明的现实内涵,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主义”与西方社会对现代性的反思互通互补,也对应了非西方国家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因而顺应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和主义”蕴含有美好的价值追求,即在各国之间建立命运共同体,共同打造更美好的未来世界.

简介：世界上的霸权国家正在经历权力转移与权力扩散的双重挑战.其中非国家行为体对国家权力的侵蚀成为主要的挑战因素.是霸权、而非某个霸权国家的衰落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关系的主题.这个判断将解释当今世界大国之间大部分互动行为的成因,包括崛起国与既得利益国家之间并未出现针锋相对的斗争。

简介：尽管美国在许多方面是世界全球化程度最高的社会,但该国也表现出令人惊讶的狭隘民族主义色彩.在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中,英国石油公司充分地体会了美国的民族主义.但是,同美国一样,欧洲也存在欧洲例外论,欧洲人必须迎接和面对来自新兴大国的竞争和挑战.

简介：唐纳德·特朗普自宣布竞选美国总统以来就争议不断,他的当选打破了美国选举历史上的诸多惯例,形成了'特朗普现象'。一般认为,特朗普的当选是美国民粹主义崛起的表现。实际上,美国的民粹主义最早来自美国首个具有民粹主义特性的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以及他所代表的杰克逊主义。'特朗普现象'与其说是美国民粹主义的代表,不如说是杰克逊主义在美国的又一次崛起更为贴切。了解和认识美国民粹主义中的'杰克逊主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特朗普现象'。

简介：中国对外援助的种类和特点,可以分为商务外援、战略外援、"大外援"形式、国际公共产品四大类。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可以提升非洲区域的稳定发展、整体能力,因而权重应当加大,作用加以扩大,应当成为未来中国对非援助的新方向。更多还原

简介：中国对外援助的种类和特点,可以分为商务外援、战略外援、“大外援”形式、国际公共产品四大类.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可以提升非洲区域的稳定发展、整体能力,因而权重应当加大,作用加以扩大,应当成为未来中国对非援助的新方向.

简介：对外政策是国家决策者为了实现国家利益而制定的处理与他国或其他国家行为体关系的战略和行动方针.由于对外政策的几乎所有问题都不单是物质利益的问题,而是广泛地涉及到价值认同和道德伦理评判。

简介：针对地区复杂的安全环境,中国在世纪之交提出了“新安全观”,强调以此来满足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要求和通过合作来实现区域安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和东盟在区域安全对话与合作方面取得了显著的制度性成就与实践成效.但是,由于东盟和中国对地区安全事务的看法不尽一致,双方的安全合作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简介：“和”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实质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弘扬和创新“和”“合”精神,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和主义”.“和主义”包含了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与和谐世界三个层次,具备严谨的内在逻辑,是一个系统化的科学理论,并通过中国自身的实践不断得到验证.坚持和推广“和主义”,对于发展中外关系,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简介：公共外交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内外学者对于公共外交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见仁见智,但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这一新兴理论出发分析公共外交原理的研究并不多,这就为拓展公共外交的建构主义理论范式创造了可能。作为建构主义的代表学说,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可以解释公共外交的原理:国际体系的规范结构催生公共外交,公共外交反作用于规范结构,而这一过程所建构的新身份界定国家利益。这一分析为中国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

简介：正确义利观对'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实践中存在认识误区,如单边撒钱外交说、投机性搭便车说、高风险不可控说、企业利义混淆说等。建立'一带一路'正确义利观,应当处理好我国利益和沿线国家利益、国际治理体系参与和变革、政府和企业、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务实推进和舆论引导等关系。'正确义利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关经济外交的

简介：爱国主义教育要在正确宣传世情、国情和历史使命的基础上,真实宣讲中国与世界相互依存、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大国,我们的历史使命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世纪梦.这样才能引导国民鼓起实实在在的爱国主义之劲,克服浮躁的情绪,避免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简介：由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协办的＂总体安全观下的跨国民族与‘一带一路’＂学术座谈会于6月18日在复旦大学光华楼高研院通业大讲堂召开。会议由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纳日碧力戈教授主持,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红杰、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陈玉刚致辞。

简介：“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践对于中国的公共外交事业是一个绝佳的机遇,该倡议着眼于贸易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号角,但是传统中国企业家的“义利观”存在与时代要求不符的元素,为此在“一带一路”倡议与公共外交环境下加强我国企业家在新形势下的全球“义利观”再建设就显得极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