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管辖是确定有审判权的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上的分工的一项制度。所谓专门管辖，是指对特定人犯罪的案件，不由普通审判机关按照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的原则来审判，而由专门机关审判的一种管辖制度。专门管辖在中国古代诉讼中就已存在，并且具有类型多样化、内容丰富、规定完备等特点。本文拟对这一制度进行初步探讨。一中国古代专门管辖制度的类型（一）对特定身份的专门管辖虽然一些古代思想家曾经提出过“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的先进思想，但中国古代诉讼并没有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因此各个朝代几乎都有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主要是贵族官僚）在审判上实行照顾的特别规定。这些规定是特权等级在司法领域享受优惠待遇的体现，其中对

简介：中国古代民族法是多元一体中华法制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充分尊重和发掘少数民族自身的法律文化，又强调民族凝聚力和国家主权统一，既注重政策，又注重法律，既赋予少数民族“自治”权，又促进地方的法制化管理，有效地维护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和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

简介：随中国古代讯问制度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刑讯的广泛使用,历朝历代均有关于讯问时使用刑讯手段的相关规定,而在司法实践中有时不但依法律规定实施刑讯,甚至在法律规定之外＂创造性＂地采用刑讯手段。刑讯的直接目的在于取得口供,被追诉人的口供被认为是查明案件事实最重要的证据,也是案件能否作出最终判决的基础性要件。在这样的理念下,刑讯成为我国古代讯问制度的核心要素,中国古代讯问史不妨被看作一部刑讯的历史。

简介：浅议中国古代泛刑主义的征表及成因杨庆堂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文明积淀而形成的“中华法系”曾一度辉煌过，而今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中华法文化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其中不乏精华，但因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封建性，总体上讲，它的内部机制是腐朽...

简介：疑难案件自司法活动产生之时就开始存在。中国古代法官与现代法官虽然处于不同的社会、政治、法律、文化环境之中，但却同样面对着疑难案件处理时的困境。事实认定以及法律适用上的难题使法官们头痛不已。但也正是疑难案件成就了法官职业的崇高与辉煌。中国古代法官在处理疑难案件时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法官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受到各种法外因素影响，需要依靠法官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才得以实现正义。

简介：中国古代司法制度是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社会背景下,形成了一系列鲜明的特点。主要有为君主专制服务,贵贱尊卑公开不平等,治吏监察发达,体现仁政德治、公正司法,重视和谐息讼,民事诉讼不够发达。因此,需要辩证地研究古代司法制度,传承和发扬优良的司法文明传统,批判和摒弃不文明的司法糟粕,为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建设提供镜鉴。

简介：<正>开场白:从《四库全书·子部·法家类》说起在传统的重礼轻法、重德轻刑观念的影响下,《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在编辑《史部·政书类·法令》、《职官类·官箴》、《子部·法家类》时,是极为“吝啬”的。主编纪昀在《政书类·法令之属》按语中说:“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兹所录者,略存梗概而已,不求备也。”故仅录《唐律疏议》和《大清律例》二部。而《子部·法家类》也仅录23种。这种指导方针对于中国古代法史文献的保存和研究无疑是不利的。但是《子部·法家类》对法史文献的选择,又是颇具匠心的。大体上录有四类:一是私人学术著述,如

简介：对中国法律传统中的遗失物制度细致分析表明：与通常的看法相反，古代遗失物制度既非以《周礼》为原型，亦非呈现某种波浪式的摇摆，却很符合直线——断裂的范式。支配着古人遗失物制度立法思想的是一个高度稳定的观念层：其核心是“失物返还”和“拾遗近盗”，对前者信心的崩溃则带来了明清律遗失物制度的戏剧性转折。理解古代遗失物制度的关键是“道不拾遗”的隐喻，正是这个神话，使古人把遗失物问题政治化了。从根本上说，中国古代遗失物制度的立法动机是维持秩序而非确立权利（物权）。在奇迹般的大化之境的背后，则是对全能全知的政治权力的渴望和信仰。

简介：在中国文体学理论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一些文化因素如目录学学术传统、总集编选、类书编纂等给予了深远影响。强调文体的继承与创新的辩证性并综合考察文体盛衰的内外部因素是理解中国古代文体源流的民族特色的重要途径;文体分类方式的丰富性与驳杂性;＂辨体＂为先的原则成为古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的重要特点,这些都是构成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基本特征的重要方面。

简介：宽纵复仇与恩赦──再论法与中国古代复仇文学王立１９世纪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曾将家族复仇当作封建残余来批判，并赞扬拿破仑·波拿巴。因为后者曾经警告复仇狂巴尔托洛海奥再不要搞家族复仇，“家族复仇的陋习，会长时期阻碍法律在科西嘉的统治。然而必须...

简介：<正>神话思维作为先民的集体无意识,对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它是后世该民族文化心理发展的“基因”。这种既深且巨的影响,往往也会在社会制度层面保留下明显的痕迹。本文的主要旨趣,就是试图根据流传至今的反映先民法律文化心理的文字符号及其他传说资料,破译与揭示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中的若干问题,以祈方家教正。

简介：文字本身是一种文化，亦是传承文化之舟。人类历史、社会发展、生活生产方式等在文字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说文解字》是东汉许慎所著的我国第一部字典，它不仅反映了较早成系统汉字（词）的形、音、义，而且也折射了我国古代社会历史、科技、医药、法律等众多文化方面内容。《说文解字》“言”部字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较系统地反映了我国古代法律文化：第一，诉讼用字；第二，审汛判决用字；第三，惩罚制度用字；第四，避讳字及帝王专用字。

简介：“大一统”是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统治遵循的目标。从秦汉至清朝在民族政治上历代王朝都坚持“守在四夷”、“因俗而治”的治边思想。中国古代的民族秩序，体现出一统与自治相结合的特点。历代中央王朝为实现“大一统”推行的民族政策，以及“大一统”思想下的民族自治，其思想根源与儒家传统一脉相承。

简介：法官责任制度是中国古代刑事诉讼法的核心内容和传统特色,也是中华法系区别于世界其他四大法系的显著标志,更是华夏民族对人类诉讼法律文化宝库的巨大贡献.文章就中国古代法官责任制度的基本内容与现实借鉴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研究.

简介：<正>清人崔述说:“自有生民以来莫不有讼也。讼也者,事势所必趋也,人情之所断不能免也。传曰饮食必有讼;”“两争者,必至之势也,圣人者其然,故不责人之争,而但论其曲直”这是古代中国人对诉讼现象极为难得的冷静的客观的认识或评价之一例。

简介：中国古代的刑事证据运用规则是隐而不彰的。历代刑律追究司法官吏不“据供定罪”的法律责任，判例判牍所记载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例也表明“据供辞定罪”是中国古代刑事证据运用的首要规则。供辞的取得规则遵循“必先以情”、反复诘问、“反覆参验”、有限制的笞掠等形式。供辞不仅包括两造的展辞、被告的如实供述，还包括证人的证词、原告的诬告之词。“据供辞定罪”能够成为刑事证据运用首要规则是中国古代“无供不录案”司法要求的必然结果，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古代司法官过于追求“铁证如山”的司法结果，对犯罪之人存有“大恶”的伦理认识，认为过程亲历者与耳闻目睹者相比所述事实更具有真实性。中国古代的司法价值观是实用主义的，其司法证据理念是“心服口服”才算“真服”，中国古代司法程序追求的是实质正义兼顾形式正义。

简介：中国古代社会的大一统秩序，是由政统、道统、法统、社统等四个子系统共构。而成的权威秩序。在此共构的大系统中，政统发挥着整合的功能，在整个权威秩序中居于主导地位；法统得到政统的支撑，体现道统的价值理念，在国家公共领域建立强制性的规范秩序，在社统区域维持最低限度的规范秩序。根据社会秩序各子系统的相互关系，法统可分为三个结构性区间：暗弱区，在秩序体系的上层区域，政统发挥主导作用，法统的规则不明确，发挥的功能弱小；强力区，在秩序体系的中间层，规则明确、功能强大；衰弱区，在秩序体系的下层，有规范而难以执行，法统功能越是靠近边缘区域越是衰弱。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社会权威秩序的解析，进而阐释中国古代法统与政统、道统、社统的共构机理，客观认识其内在合理性和局限性。

简介：雅典是古代希腊城邦文明的典型。到古典时期,雅典已经发展出比较完备的古代民主制度。本文通过对古典时期雅典的六种惩罚类型——死刑、不受法律保护、流放、监禁、没收财产(财产充公)、罚金——的梳理,以认识古典时期雅典法律制度中的惩罚体系的具体构成情况。

简介：中国古代的刑官群体在身份上都属于国家官吏，身份的复杂性远远低于现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又可以被称之为“权力的共同体”，但权力的内容、结构、分工、内在的运行机制等则有自己独特的逻辑。探讨古今中西之别，会给当代中国的法律职业发展带来重大的启迪。

简介：中国古代在吏治方面经验丰富，成效显著；但是，由于受到传统文化局限性的影响，治理常常并不彻底，并且具有一定的反复性。我们以为，基于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和延续性，研究中国本土的吏治制度经验及其价值，对当今惩贪治腐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较为系统总结了中国古代在吏治领域的措施，特别是监察法治，对其效果进行了客观评述，并立足国情，以现代行政监察制度创新为中心，阐述了古代吏治经验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