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领导人指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架构众多,建立一个符合地区实际、满足各方需要的区域安全架构势在必行。”中国应当抓住目前的战略机遇,本着“主动谋划、积极进取”的精神,在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扮演“概念设置国”“议程设置国”的角色,在适当时机提出建立亚太区域安全架构的倡议。中国倡导并参与亚太安全架构的建设,有助于达到以下目标:整合并超越现有的地区安全机制;进一步发挥中国在整个亚太地区事务中的引领作用,同时推进“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两大目标;缓解中国在本地区的安全压力,冲淡美国的亚太安全同盟体系并最终使其转型;保障和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中国在亚太安全事务中的规则制订权;引导国内外舆论和公众正确理解新时期的国家安全观和国际合作观。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在近期内都不大可能主动提出关于亚太安全架构的倡议,而中国正式提出这一倡议的时机亦不成熟,拟首先明确自己的战略目标,厘清战略思路。
简介:在关于国家间战争(或非战争)原因的一般研究中,有两项最重要的论断,即领土争端的重要性以及政权类型的重要意义。前者在文章中的术语表述为"领土和平"假设;后者在一般文献中经常归纳为"民主和平"论题。作者致力于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彼此有过战争历史的国家之间建立"实质和平",是否以上述两项议题的解决为前提条件。相关结论将用于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欧经验,其后将联系当今东亚形势展开分析。同样,文章还指出其中存在的、具有关键意义的不同之处。其中,东亚区域在向更持久的积极状态迈进时,必须考虑领土主权议题具有的特殊含义,后者构成"实质和平"的关键要素。此时,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注也将加入相关国家的考量与平衡过程之中。
简介:2013年1月菲律宾将与中国的南海争端问题提交国际仲裁,国际社会对此非常关注。目前,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第九条设立的仲裁庭,在中国缺席的情况下,正在进行缺席裁判,但还需确认仲裁法院对该案是否拥有管辖权,以及菲律宾的仲裁条件是否充分。本文将以仲裁法院的管辖权和菲律宾的诉讼条件为中心,对诉讼法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拟阐释中菲南海仲裁对整个南海争端的司法解决和运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中的强制性解决争端机制所具有的意义。
简介:(一)澳大利亚政府认为东亚金融危机对其经济影响有限。这是因为,(1)澳对亚洲的主要出口是制成品及食品,这些商品价格无弹性,即价格再高也必须买。(2)1996—1997年度澳对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的出口仅占其出口总值的10%,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5%。由于以上国家发生金融危机,货币贬值,其出口更具竞争力,澳向以上国家出口食品,并从以上国家出口强劲中获益;而货币贬值为外国公司降低不动产和营业费,又有利于澳公司以本小利大的方式进入亚洲地区。(3)澳对东北亚出口占其出口总值的43%,主要出口初级产品。金融危机虽然已波及韩国和日本,但澳财政部长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570亿美元贷款能缓解韩国的金融危机,因此澳经济不至受太大影响。但他承认亚洲金融危机将影响澳今后两年经济增长的速度。(4)澳的旅游业受到一些损失。澳服务业对亚洲地区出口为其出口总值的30%,对亚洲以外地区为70%。1996—1997年度澳服务业出口占出口总值的20%,其中旅游业占的45%,按地区划分亚洲地区(不包括日本)仅占20%。澳政府已将1998年旅游重点转向欧洲、中国、印度等地区。因此对澳主体经济损失有限。
简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引起了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周边国家的普遍关注.作为中国西南方向的重要邻国,缅甸总体上反应比较积极,但具体行动不多.缅甸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对于中国而言,是中国想要塑造周边经济和安全共同体的举措,对于中国经济转型和地区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对于缅甸自身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总体上是缅甸发展的一大机遇,缅甸可以借此搭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便车”.对如何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政经合作,缅甸社会普遍担心安全利益受损、中国在缅影响力过大等.中国在缅甸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应重视双边之间的认知差异,做好增信释疑工作,促进双边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简介:治理族群叛乱的目标既包括土地的控制,也包括人的控制,这是治理族群叛乱区别于其他形式叛乱的特点之一。人的控制实际包含两个内容,既包括人心向背,也包括人员数量的控制。人心向背关乎民众支持,而争取民众支持的必要性在于,虽然拥有民众支持并不必然导致叛乱的平息,但是没有民众支持是不能平息叛乱的。在族群叛乱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国家政府只有赢得更多当地民众的支持,才能成功治理叛乱。根据冲突各方的暴力行为方式及其对当地民众支持的影响,成功平息叛乱应具备国家政府有区别使用暴力、叛乱组织无区别使用暴力、当地温和派主导平叛行动等三个必要条件,以争取更多民众支持。这三个条件构成的条件组合,可以有效控制和减少叛乱组织能够招募到的人员数量,只要国家政府的平叛战略能够有效控制叛乱组织所招募的叛乱人员数量,叛乱组织就将走向衰败并最终消亡,也就是说这一条件组合能够成为国家政府成功平叛的一个充分条件。通过对结合俄罗斯、印度和西班牙等国家治理族群叛乱的经验和教训的分析,进一步证实了以上观点。
简介: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由于南海的领土争端,在双边关系上呈现紧张和对抗的局面.中菲关系紧张的时期,正是中国政府大力推行“一带一路”倡议的阶段,菲律宾社会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与反应,就成为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本文在简要回顾2010一2016年中菲政治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对比中菲两国媒体在“一带一路”和领土争端上报道立场的异同,呈现菲律宾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直接反应;通过分析中菲两国在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等“一带一路”具体领域的合作情况,呈现菲律宾社会在开展具体合作方面的态度.笔者认为,菲律宾社会对于“一带一路”的总体了解相对较少,但是对于倡议的具体态度,如亚投行,关注度较髙;虽然中菲的政治关系比较紧张,但是在具体的合作领域,双方都以实际行动积极参与.
简介: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国家印尼,其新任总统也提出“海洋强国”的施政理念.由此引发印尼社会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印尼合作前景的强烈关注与讨论.本文聚焦印尼社会各界对“一带一路”的反应与讨论,从3个方面,即“一带一路”是中印尼合作的新机遇、“一带一路”是“威胁与控制”、“一带一路”可能引发印尼的社会冲突,来考察与分析印尼社会各界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本文认为以下3种观点值得关注:第一是印尼政府相关部门与相关利益群体对“一带一路”倡议抱有积极的认知与反应,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中印尼合作与印尼发展;第二是知识界精英则普遍保持谨慎、怀疑甚至批评的态度,认为“一带一路”负面影响较大,是“新殖民主义扩张”的表现;第三,有学者警告关注中国在印尼影响的扩大与加深可能会激化一些社会矛盾.毋庸置疑,“一带一路”为中印尼合作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需要中印尼双方共同关注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消除负面认知与影响,努力推动中印尼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
简介:在成为中国和东南亚相关国家的争端之前,南海争议就已存在很长时间。二战后,中国大陆、台湾、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相继对南海提出主权诉求,争端发展掀开新篇章。本文认为,在苏哈托的铁腕统治下,印尼与南海相关的利益经历了从维护领土主权完整向维持国内稳定转变的过程。前一阶段是因为受到中国版图涵盖部分印尼水域的威胁,后来的转变原因则是印尼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深化。抛开与中国半心半意的复交,印尼试图为争端各方建立一个双轨对话平台,该平台后来证实是有所裨益的.苏西洛时期,印尼逐渐从被动角色变成了主动的中立协调者,推动了争端解决进程。本研究指出,印尼在南海争端中的作用受到意识形态和历史双重因素的限制。长期的意识形态局限决定了印尼在争端中的优先利益选项,而外交政策是追求这种利益目标的实用途径。印尼与中国的过往关系也影响了印尼,使后者的立场随双方关系起伏变化。此外,在东盟并不明朗的一体化进程中,印尼独自承担着中立协调者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