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斯蒂芬在《自由·平等·博爱》一书中对民主社会这三大信条进行了严词批驳。在他看来,自由是有秩序的自由,平等是法律之下的平等,而博爱则是一种与自由社会不相容的价值。穆勒式的自我防卫自由观太过简化,可能物极必反走向奴役;自由依赖于合理的强制,过分地取消对自由的限制不是促进自由,而是扼杀自由;自由只具有工具性价值,本身并不具有内在的价值。平等的实际意义只是法律之下的平等。这种平等要求法本身是正义的。如果法律没有超验的权威,那么法治就是一句空话,自由也无法得到保障。博爱不容于自由,穆勒的观点在人性观、历史观、实践上都是错误的。斯蒂芬并非崇拜权力的威权主义,其保守主义立场也不是因循守旧的代名词。作为刑法学者,斯蒂芬的理论值得中国刑法学界倾听,它可以让我们反思犯罪论中法益理论和刑罚论中的人道主义。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人造的体系都是有缺陷的,理论的不完美是必然的,总有一些知识在体系之外。

简介：我国现行刑法中仅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而被社会公众所接受并在其他国家广泛承认的犯罪排除事由。例如自救、正当业务行为、同意，在刑法上并没有涉及。且在实践中出现了自救行为、同意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为此．笔者从我国现有对排除犯罪事由的研究出发．通过转换研究的整体思路，从以评价体系为中心的框架，变更为以评价对象为中心的框架，通过对国外相关理论成果的借鉴，构筑了中国刑法理论中的行为概念．再通过发挥该行为概念的界定功能．为排除犯罪事由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基础平台．以有力地弥补中国耦合式犯罪构成封闭性的缺陷。

简介：在目前国内有关刑事和解的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中，均存在着过度抬高被害人地位的问题，似乎只要被害人谅解犯罪嫌疑人，案件就可以无条件地适用刑事和解。而从本质上讲，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和解协议能否得到司法机关的认可并导致量刑上的从宽处理，既取决于被害人有无刑事实体处分权，也受到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等因素的制约。因此，被害人的谅解并不是刑事和解的核心要素，应当重视犯罪客体在刑事和解中的价值，它决定着被害人刑事实体处分权的有无与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简介：晚近两、三个世纪以来，真正成功地营建出一个全球帝国的，既不是老美，也不是苏修，而是英帝国，所谓的大英帝国也。在逐步取代“海上马车夫”荷兰，再一役击溃西班牙之后，英人秉持事功精神，蹈扬实践理性，稳扎稳打，合纵连横，终于将自己的军事、种族和文化影响，突进欧陆，散播全球。一个大西洋岛国的方言，随风起势，乌焉成马，居然慢慢变成全球通用语言，尽管匪夷所思，可事实在前，而事实就是事实，不管乐意不乐意，都是不得不承认的。

简介：由于社会历史原因和教义要求，《圣经》中潜藏着对商事活动的鼓励态度，在买卖、度量衡、契约、债、借贷、放债取利等一系列规定中，《圣经》体现了商事活动中诚实、公平、平等、仁爱的基本准则，从而对后世的价值体系、商业规则，对民商法的基本精神及某些法律部门、法律制度的形成有重大推动作用。

简介：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31次会议于2000年9月20日通过《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该司法解释是对1997年修改的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二节走私罪的重要补充，也是对2000年7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海关法的决定，确立联合缉私、统一处理、综合治理的缉私新体制，国家在海关总署设立专门侦察走私犯罪的公安机构，严惩走私犯罪活动的积极回应，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对该司法解释中若干问题的理解与适用发表个人观点，供探讨。　　一、走私犯罪是行为犯抑或结果犯　　有一种观点认为走私犯罪是行为犯，理由是只要

简介：欧文·费斯（OwenFiss）先生是耶鲁大学最资深的Sterling讲席教授，长期在耶鲁大学讲授程序法、法学理论和宪法。他著述颇丰，是美国法学论文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少数几个法学家之一。改革开放以后，费斯曾访问中国，帮助多名中国学生留学耶鲁大学法学院并取得法学博士学位。本文基于作者于2011年3月1日在天普大学毕斯里法学院Arlin＆NeysaAdams宪法学讲坛的演讲成稿。感谢费斯教授授权本刊请黄正东博士将其翻译成中文发表。

简介：二零一四年里四分之三的时间,我在蓉、荣之间往返。数十次的启程与到达,少有不那么湿淋淋的天气,却带了越来越亲近的情绪。二月的末尾当我初次踏上陌生的土地,一切都还和远处山上那尊著名的大佛一样模糊。我的小个子旅行箱不允许我带走太多,几件换洗的衣物、一只电吹风、一盒到哪里都离不开的红茶、一本怎么看都不会觉得无聊的《福尔摩斯探案集》,还有一个装满了旧日歌曲的音乐播放器,差不多就是我全部的行李。军绿色棉大衣裹着我的胆怯和坚定,开始习惯这里缓慢流动的空气。

简介：<正>不久前,我率江苏司法代表团访问澳洲,对澳大利亚的律师制度,重点是律师事务所的建设,律师工作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以及律师协会如何发挥自律作用进行了实地考察。参观法院,走访律师协会和律师事务所,旁听开庭,与法官、律师及相关人员座谈交流,如此等等,可以说看到了许多,听到了许多,也由此而引发了我们在更广泛层面上对江苏律师工作发展有关问题的许多思考和感想。

简介：研究法的渊源是为了更好地发现现行法的不足，发展现行法的适用范围，提高现行法的实效。本文将法的渊源分为官方渊源和民间渊源，主要界定和研究法的民间渊源，并从中寻找解决法律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矛盾的途径，寻求把应然的法最大限度实然化的途径，以绘图的形式描述了法的渊源中民间法与官方法的关系。

简介：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警察权的缘起等警学基本问题进行解析固然应该，但以和谐社会理论为指导．对警察权问题进行多维视角探讨更加必要。需要是警察权产生的内在动机和驱动力；秩序是维系社会群体存续的基础．警察权应社会共同体维护秩序、控制冲突的诉求而产生。但并不是任何时态下的社会秩序都是合理的、有活力的、合乎民意的，人们更需要警察权所维护的是一个正义的秩序。基于正义的普适性特征和人类对于正义秩序的追求，警察权被赋予其存在的合理性。

简介：民间法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规则，与国家制定法一样，具有自己的生存限度。民间法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强制性、传承性等鲜明的特点。与此相联系，出于对自然的原初的敬畏与恐惧、社会化了的行为尺度、乡土社会的正义观以及类同于国家法的暴力构成了民间法的效力来源和基础。民间法同样发挥着法的作用，只是与国家制定法在作用的内容、方式、方法、强度和向度上存在着差别。

简介：<正>常熟公司诉中国农业银行哲里木盟分行(下称“被告”)购销合同纠纷案,在经历了一年的艰苦努力之后,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被告给付常熟公司人民币290万元并以车抵款5万元,终于使此案划上了一个圆满句号。作为代理人的我,也如释重负。许久之后,1998年度我作为律师四上内蒙与哲盟农行较量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简介：<正>在审理破产还债案件中,人民法院要正确处理和分配破产财产,首先必须正确理解破产财产的概念和界定破产财产的构成。破产财产是指在破产还债程序中可以用来清算和分配的破产企业的所有财产。它包括破产企业的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和对外投资。固定资产是指使用期限超过一年,单位价值在规定标准以上,并且在使用过程中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设备、工具器具等。流动资产是指可以在一年内或者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内变现或者运用的资产,包括现金及各种存款、存货、应收及预付款项等。

简介：权利作为对人的主体性价值的肯定与诠释，始终是现代法学研究的时代话语，然而，传统法学在对权利的研究中，其立足点主要在于从静态上分析应有权利与法定权利，而忽视了从动态上分析权利的实现。以“人的尊严与价值”为基点，围绕权利的内核——利益和自由．以及与权利最紧密关联的权力，阐明权利实现的意义，进而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的角度阐释权利实现的相关因素。最后，从应然权利到法定权利——权利实现的奠基石，从法定权利到现实权利——权利实现的核心，从现实权利再到应有权利的进一步扩展——权利实现的升华三个方面论述怎样实现权利。

简介：<正>完善刑罚制度现行刑罚制度规定有十种刑罚。其中九种都不涉及剥夺自由问题。这一点表明,苏维埃刑法给刑罚规定的宗旨,不是为了报复和惩罚,而是为了改造和重新教育犯罪分子,并预防罪犯和社会上其他不坚持道德标准的人重新犯罪。现行刑罚制度大部分很早就形成了,并经受了时间的检验,它基本上能正确地反映同犯罪作斗争的列宁主义原则和说服与强迫相结合

简介：<正>(一)人权主体的概念人权的主体是指具有权力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人权的物质承担者。这一概念表明人权的主体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载体性、客观性。载体性是人权主体的首要特征。人权主体的载体性说明了人权主体必须具有客观性,人权的主体必须是物质承担者,看得见,摸得着,不是假想的精神实体。人权主体的客观性要求具有形体,要占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能够被人们认识和把握。这是人权主体首要前提。第二,被动性、能动性。谓谓被动性是

简介：<正>(二)审判责任审判责任,主要是指司法官吏不依据法律举发和论处犯罪所应承担的责任。此外,秦还要求司法官吏认真进行法律宣传和教育,否则,也要承担法律责任。早在商鞅变法时就提出:“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

简介：春秋战国，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子产，郑国的大夫，在一次国家动乱之后被推上了郑国执政的位置。子产一改过去统治阶级所认为的“法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观点，认为法律的公开能更好地确保它的执行。公元前536年，子产将新制定的刑法的条文铸在一个青铜鼎上，史称“铸刑书”。这也是中国有史可考的第一部成文法，比古罗马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二铜表法》大约早一个世纪。

简介：<正>日本在罪犯引渡方面缔结的第一个条约是1886年的《日美引渡条约》。日本历史上还曾于1907年与俄国订立过引渡条约,该条约直到二次大战之前一直有效。1953年日本颁布实施了《逃亡罪犯引渡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现代化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罪犯逃离犯罪地国的情形急骤增多,从而使日本认识到相互引渡罪犯在国与国关系中显得更加必要。只有通过国际范围内的引渡和刑事司法协助合作,才能有效地交还和处罚逃犯。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1964年第46届日本国会通过了《关于1953年〈逃亡罪犯引渡法〉的修订令》,此项修订令于1964年5月29日生效实施。另外,在此之后日本国又分别于1971年10月14日和1974年7月12日正式批准参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