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提升政府透明度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和目标，有助于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提高公众的参与程度和满意度。新加坡是世界上政府透明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拥有一流的电子政务平台以及最为清廉的公务员队伍。我国与新加坡同处亚洲和儒家文化圈，都是后发展国家，新加坡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本文首先对政府透明度进行了理论层面的研究，构建了政府透明度理论分析框架。其次，以理论分析框架为指导，从政党和执政者、政策法规、社会文化、公众的素质和能力、平台建设五个方面分析了新加坡提升政府透明度的做法。最后，文章总结了新加坡对我国建设透明政府的启示，即完善信息公开法律，确保法律的执行；培育社会文化，提供隐性支持；鼓励公众参与，提升参与能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丰富沟通参与渠道。

简介：2014年日澳宣布建立＂特殊关系＂以来,两国的安全合作由非传统安全领域向传统安全领域迅速扩展,并在东海、南海等地区海洋争端问题上展开了密切协作。日澳安全关系的这种发展,受到美国亚太政策调整、日本寻求实现＂正常国家＂的目标、澳大利亚追求地区影响力等多重因素的推动,并对中国海洋利益的维护和地区安全环境的稳定造成了复杂影响。虽然受到日澳安全利益错位、澳国内反对声音、中澳关系发展等因素的制约,日澳关系难以走向结盟,但中国仍需密切关注日澳安全关系的发展走向并采取恰当措施,以减小其不利影响。

简介：一般说来，比起农村地区，城市地区基础设施要完善得多，相对来说工人的教育水平也很高，能够获得优质的劳动力，因此企业都倾向于在城市地区及其近郊投资设厂。为此，许多国家在工业化进展的过程中，一旦出现工厂建设热，城市地区自然就会发生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便吸引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向城市地区移动。城市人口逐渐过剩，从农村到城市的过剩劳动力找不到工作，出现了贫民窟，从事卖淫、销售药物等地下经济的人和药物中毒、感染艾滋病的人增多了。泰国的库伦托伊贫民窟可以说就是其典型。

简介：自2017年年初至今，朝鲜半岛的局势在一系列事件（诸如金正男遇刺、蒂勒森出访东北亚三国、美韩军演、“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新任韩国总统文在寅上任）的综合作用下显得愈发扑朔迷离。另一方面，白1993年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之后，朝鲜核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诸如六方会谈的一些区域性的制度构建也并未得到预期的效果。考虑到在东北亚地区建立长久稳定、强制有效的安全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本文创新性地引入了中国崛起和东北亚地区两极格局的回归作为新的分析框架，并且在文末处提出了一种新的制度建设尝试，即以中美两大国协同为前提．包括朝韩两国在内建立制度化的四方会谈．以消除朝鲜半岛上不断升级的核安全困境。

简介：对战争与和平的关注主导着今天的国际关系研究.我们接受的传统教育告诉我们,历史上的许多国家间战争都是由不可避免的因素所造成的:如国家实力发展的不平衡、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旧国际体系对新崛起国家的制约、国家利益的冲突以及帝国主义的扩张本性等等.

简介：国际政治中的角色身份与利益认知是在社会性交往互动中被不断建构的产物。在以“主权零死亡时代”为核心特征的洛克体系文化成熟阶段，单纯的权力转移已不再构成体系内大国间安全困境的原因。不论是崛起国，还是守成国，其在权力转移进程中对体系主导观念的认知决定了其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又决定了战略手段的选择，并最终在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建构出不同的社会性关系与互动模式。权力转移进程中，大国间敌意身份的互主性建构是如何形成的？通过对其成因的分析，能否为避免敌意螺旋的生成提供新的解决方案？通过对权力转移进程中出现的“想象的安全困境”成因分析发现：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并不存在现实的生存竞争，但却可能由于经济领域同质化竞争而产生族群排他性负面意象的敌意投射，并在对声望和荣誉的追求基础上形成虚幻的不相容与想象的敌意螺旋。从崛起国战略谋划的角度出发，选择“联系性崛起战略”往往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非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选择“变位性崛起战略”则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

简介：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具有全局意义和长远意义的重要会议。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把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称之为一件“新的伟大的工程”。本文着重从三个方面：（一）意义伟大、（二）任务艰巨、（三）前景光明，论述了在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意义。

简介：1986年2月马科斯独裁政权被推翻后阿基诺政府上台,从而重新掀起了对菲律宾发展战略的辩论。本文旨在分析菲律宾的不发达并概略地论述一项可供替代的发展计划。关于菲律宾的不发达的辩论特别带有批评性,因为菲律宾的不发达是发生在世界的这样一个地区,这里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通过把资本主义方向和国家的大量干预结合起来,近来已经过渡到工业国的地位,而菲律宾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曾试图采用(至少在形式上)各种解决发展问题的流行办法,但看来都失败了。

简介：旧的全球治理，即国际治理，在回应日益增多增大的全球问题、全球挑战上有着许多失败的记录。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但是，新的全球治理到底“新”在何处？新的全球治理应该是关于全球问题和全球挑战的新的理论与实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新的全球治理，国际社会如何找到全球治理的“新型”，即走向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方式、手段和模式上的创新。当前，下述三个同时展开的进程可能导致全球治理的转型：第一，改革现存的国际制度，增加新兴大国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二，发展诸如二十国集团这样的相对理想却初生的全球框架。第三，在联合国主导下，建立一系列针对日益增加的全球问题的新的国际制度。中国等新兴大国构成全球治理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在一些具体的全球治理领域，诸如冲突后管理、金融治理、地区治理，这些国家可以通过提供务实而有效的全球问题解决方案来增强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简介：一、越共九大继续推行全方位多元化的外交战略2001年4月19～22日，越南共产党举行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越南在世纪之交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的重要会议，会议确定了越南21世纪初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因而为世界各方所密切关注。

简介：一、前言泰国经济除了因金融危机实际经济增长率陷入负增长的1997年（-1．4％）和1998年（-10．5％）两年，20世纪60—70年代的20年间年平均实际经济增长率为7．9％，

简介：国债管理问题是俄罗斯国家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它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幅度、国家的信贷和预算政策。为了对俄罗斯国债管理的改革得出更加准确、客观的评价，应该重视俄罗斯帝国时期在国债管理方面的经验。当今俄罗斯国债管理的所有问题在那个时期几乎都出现过，很多解决的办法在那时也都进行了尝试。借鉴俄罗斯帝国在管理国债、吸引国内外资金等方面的经验，能够在有效管理当代俄罗斯国债问题上获得许多历史启示。

简介：第二个五年计划(1976—80年)和第3个五年计划(1980—85年)的完全失败,迫使越南共产党的老卫士在1986年召开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下台。实际上,改革者们的执政标志着越南发展的一个阶段,其新经济政策着重于三大生产计划:粮食和食品、消费品和出口产品。农业构成越南经济的基础,并有助于直接或间接地养活其大约80％的人口,因此其发展业已成为第4个五年计划(1986—90年)的主要目标。在这方面,新的改革已注入土地管理和生产方法,以及农产品的交易。改革者们也采取了其他矫正措施,以维持越南农

简介：独立以来,印度便开始了对外直接投资经营活动,并从投资量、投资方式、区位分布、投资行业和投资主体等方面呈现出显著的印度特色。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既从多方面对其经济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也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研究印度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和作用,对中国开展外向直接投资活动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简介：(一)二十年来,新加坡经济迅速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充分利用新加坡地理和港口的优势,根据国情采取正确而又灵活的政策,大力引进外资,推行工业化计划,活跃本国经济。其主要经验有:一、有计划、有目的地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与设备。新加坡原来底子薄,困难很大,既无工业技术和经营管理人员,又无技术人

简介：

简介：软实力评估可分为量化统计与问卷调查两个路径,中国软实力在量化统计的排名中垫后,但在问卷调查中的表现与美国不相上下。研究发现,量化统计存在选择指标偏向西方标准,忽略反应中国软实力的指标以及所选择数据不能体现人的情感作用等问题。问卷调查结果更为直观,调查发现中国在文化、价值观、制度方面皆具特色,受到不同国家民众的喜爱。然而,目前,中国人因受西方中心主义影响而缺乏文化自信,这不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文化相对论”对于扭转这一状况具有启示意义。

简介：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国际关系的变化侯若石２０世纪即将过去，它是人类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世纪，也是各种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的世纪。在这个世纪，发生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也最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但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协调行动。国际...

简介：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该宣言未达到东盟目标，东盟期待出台一部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DOC实施至今仍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但对于东盟各国，这被视为解决南海问题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中国只同意进行双边谈判并且总是避开进行多边谈判。DOC体现了中国对于解决南海争端的战略调整，同时也体现了东盟成功诱使中国来谈判这一问题。本文将集中分析中国和东盟达成DOC的过程、已取得的成果、影响中国和东盟解决南海问题应妥协与合作的因素。

简介：北乌干达冲突本质上是一场不同种族之间争夺权力与利益的冲突。1986年,圣灵抵抗军在北乌干达以武力反抗穆塞韦尼政权的名义进行叛乱,迄今仍在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中非共和国的边境四处流窜。圣灵抵抗军的叛乱及其暴行不仅对北乌干达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和挑战,也深刻地影响着中部非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乌干达同周边国家间关系的发展。乌干达政府的反叛乱战略重点强调军事手段,重视媒体宣传、争取外部对其打击圣灵抵抗军的同情和支持。而圣灵抵抗军叛乱的动机已经从推翻穆塞韦尼政权逐渐演变成为开发“战争经济”和“为生存而战”。简而言之,圣灵抵抗军的叛乱策略是对叛乱成本-收益精心计算的产物。圣灵抵抗军的儿童兵策略、袭击平民策略、争取苏丹政府支持策略以及低程度地参与和平进程策略,既能够有效地打破乌干达政府的反叛乱战略,也导致北乌干达冲突的长期化及其冲突影响的“外溢”。要真正地解决北乌干达冲突以及圣灵抵抗军问题,需要重视武装冲突解决的和平进程、促进北乌干达地区的经济建设与发展以及加强对中部非洲地区的和平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