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书铎相识。我们都在北京高校工作，都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又都侧重于对思想文化史的探索，此后还同时兼任过史学界学术团体的社会服务工作。日久天长，往来多了，从相识到相知，成为挚友。
史学史研究
2013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