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证明标准制度功能的不同期待，构成了两大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关键差别。基于职业法官专司审判的司法组织方式，德国法将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定位于法官个人的内心确信；二元制司法组织方式以及陪审团集体裁决的决策机制，则让英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最终落脚于盖然性优势。同样因为制度背景的差异，证明标准的制约功能仅仅在英美法系获得了较多发展；在大陆法系，人们转而依靠法官的事实说理来对事实认定加以控制。认识到证明标准的功能限度，对于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未来设计具有重要意义。
法学家
2014年3期
